观察记者 夏 燕

　　不得不承认，中国垃圾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上海市一年的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而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更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2007年，全国600多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高达1.25亿吨。

　　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北京的垃圾在未来四五年内将无地可埋，上海有的垃圾场已与居民区为邻。

　　垃圾围城，该如何破壁？垃圾与城市的矛盾正在加剧，垃圾处理的“中国式出路”又在哪里？

　　第三代技术的选择

　　在国际上，城市垃圾处理是长期困扰政府和市民的环保难题。一般来说，传统的垃圾处理方法是填埋和焚烧。

　　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起步很晚，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行垃圾处理，之前，垃圾都是露天堆放。时至今日，国内大部分城市垃圾处理采用的方式仍然以填埋为主。

　　然而，虽然填埋方式被广泛使用，但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国内大多数填埋场都缺乏7层以上的严密防渗漏措施，所以不可避免会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与此同时，填埋还会占用大量土地，特别是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地方，建设生活、工业垃圾填埋场已几乎没有了出路。

　　焚烧，曾是世界上许多大城市的首选。通过焚烧垃圾来发电，既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垃圾的体积，又利用其产生新能源。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城市采用焚烧的方法处理垃圾，但就在垃圾焚烧厂遍地开花后，人们却发现了比垃圾灾难更可怕的二恶英——这是一种极危险的致癌物，在目前已经认识的环境激素中，它的毒性最大。

　　也正因为如此，曾以焚烧方式处理垃圾的国家都已经开始警觉。

　　其中，全球垃圾焚烧厂最多的日本(全国有垃圾焚烧厂1916个，占世界总数的70%以上)于1997年颁布了更加严格控制二恶英的新标准，强制改造、关闭二恶英排放超标的垃圾焚烧厂。

　　与此同时，在填埋、焚烧之外，欧洲、日本等又开始研究开发“第三代”的垃圾处理技术。

　　热解气化技术就是其中的代表。

　　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焚烧，而是将大量的城市生活废物—废旧的电器、电脑、电池、打印机硒鼓、墨盒，医院废弃的一次性输液、注射品，巨量的生活垃圾等等统统在1200度以上高温中分解转化为汽，由此产生新的热能来发电和供热。这一技术避免了二恶英的产生，它吃掉如山的垃圾的同时，还制造了新能源，最终需要填埋的只是极其微小的数量。

　　那么，中国能否少走些弯路，一步跨入垃圾处理的第三代热解气化技术？这个过程显然是漫长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热解气化技术的另一个优点是垃圾无须分类，可以不选择地“通吃”并当即转化为热能和电能。但是它一旦投产，就必须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垃圾资源。而充足的垃圾资源又从何而来？

　　和其他问题一样，中国的垃圾问题也和众多的行政部门相关。环卫局管生活垃圾，环保局管工业垃圾，医疗垃圾则归卫生局管，因此，处理范围的划分和有关部门的协调无疑是关键。

　　英籍华人、世界银行外国投资咨询服务部顾问彭重民曾经热心于在上海引进第三代垃圾处理技术，经过一番充分的前期准备后，他的团队开始和有关部门进行谈判。

　　先跟环卫部门谈。当咨询公司计算出采用热解气化技术处理垃圾每吨需要补贴300到400元时，上海市有关的垃圾管理部门就不那么积极了。因为根据初步计算，环卫部门将来用焚烧方法处理垃圾，每吨垃圾需从政府获得200到300元的补贴，而一旦采用热解气化技术，政府补贴会略有增加。

　　再找到环保部门。环保局有害垃圾处理中心却表示，希望这个热解气化项目能够专门来处理有害工业垃圾。

　　为什么会提这种要求？生长于国外的彭重民一时怎么也想不通，但他的直觉是，国内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比较困难。其间，彭重民也试图把这个项目拿到别的城市，但很快他就发现，说服那里的政府官员似乎要比上海更困难。

　　现在，他似乎明白，这个差不多是“天上掉馅饼”的环保项目推行无果，有两点可以总结：一是体制问题，政府部门的行政分割及利益分割难以协调；二是认识问题，人们对于热解气化新技术还不十分了解和信赖。

　　这些问题，有些是他摸清楚以后能够努力解决的，有些则是他力所不能企及的。不过，直到今天，他仍然很有信心在国内推广热解气化技术。而后者，也应该是以后国内城市垃圾处理的理想方式。

　　打造垃圾处理“产业链”

　　如今，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问题，人们又不得不向垃圾伸手要资源。

　　经过工业社会近300年的纯粹消耗，自然界可供人类开采利用的自然资源已经迅速枯竭，因此人类必须寻求替代的资源，“垃圾”正是最重要的选择之一。

　　换一个角度就会发现，自然资源中含有很多“垃圾”，而“垃圾”中又含有很多可被利用的“资源”。

　　以铁、铜、铅、锌为例，我国铁矿平均品位只有15%，铜的平均品位更低。也就是说，在这些矿产资源中，85%到95%以上的成分是废石和废砂。

　　而“垃圾”中，比如在生活垃圾中，铁、铜这些矿物的含量并不比在矿产资源中的低。比如废旧电池中所含铅、锌的比例就比矿产资源中的含量还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垃圾”其实是另一类矿山。因此，要想使垃圾不废，首先要形成一定的机制。

　　“垃圾围城，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前我国都是由政府投入资金和人员完成收集、处理垃圾的工作。但是，政府取之于全体民众的资金主要应该用于提高公共的福利和生活质量，如果由政府承担处置废物的全部费用的话，就等于把取自于全民的资金变成了为某些企业追求更高利润，又不计入企业成本的‘社会成本’。”有专家表示，“当政府财政难以解决垃圾无害化问题时，这些垃圾就会以有毒、有害的形态进入环境，人类共有的生存环境就为某些企业获得利润而付出了‘环境成本’。”

　　而从目前的现状看，城市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垃圾，每一种都由一个部门管理，每个部门要成立自己的收集和处理系统，从分工来看各有道理，但从效率来看，则是极大的浪费。

　　对全体公民而言，完全由政府承担废物回收、处理或再利用的责任也似乎并不公平。因此，建立一个能使垃圾处理与再利用的产业良性循环，是维持社会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

　　按照一些专家的观点，就是要形成“生产经营者、垃圾形成者付费、恶化环境者赔偿、回收利用者得利、政府扶持和赞助”的良性循环机制。

　　与此同时，城市垃圾处理的“产业链”也很重要。

　　一般认为，它的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垃圾的数量和成分、废品回收市场的建设、技术的成本与可操作性、垃圾处置的土地资源、税收的支付能力等。

　　所以，从“产业链”的角度看，生活垃圾处理既要坚持“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收集，鼓励废物回收和综合利用，又必须通盘考虑、设计城市垃圾处理的整个“产业链”，包括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加工、交易、废品回收市场建设、检查与监控等各环节的协调发展。

　　由于“产业链”中各个要素相互联系，互成一体，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因此，要把“产业链”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规划和培育，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把任何一个要素从“产业链”中分离出来而进行的努力，都是收效甚微的。

　　事实上，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问题的日益关注，各国也在不断加大解决垃圾处理问题的力度。德国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前者之所以能够取得领先优势，是因为它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先进完备的环保政策和执行系统。而在垃圾产业化方面，德国更是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垃圾处理产业体系，从业人员超过25万，涵盖工程师、工人、公务员等不同职业。

　　在教育领域，德国的一些大学也相继设立了垃圾处理方面的专业或课程，同时也提供针对垃圾处理专业人员的培训项目。这些做法都为德国垃圾处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市场化之道

　　目前，中国城市现行的垃圾处理大都还是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的收费。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垃圾处理费用连年攀高，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负。

　　而在国外，基本上是采取政府招标的做法，改“政府行为”为“企业行为”。由于价格体制完善，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有保证，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融资，建成后由企业进行运营，政府只需通过税收或垃圾处理收费，就能保证建设投资的回收和企业的运营收入。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市场机制直接贯穿垃圾收运、处理和再生利用的始终。

　　此间，它所采用的征收居民垃圾处理费，为垃圾收集、贮存、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行提供资金的做法，也已被实践证明是比较公平、有效的方式。

　　那么，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是否也可以走这样一条路子？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不少城市的居民已越来越重视环境质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污染者付费”的思想已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因此，建立新的垃圾收费制度，时机已成熟。

　　如今，尽管国内有不少城市出现垃圾收费“开征面少、标准偏低、收费困难、收缴率低、收取和使用不规范”等问题，但在“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下，收费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

　　与此同时，和垃圾收费制度同等重要的另一项措施—在城市保洁、垃圾收运和处理行业中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的做法，也应该被重视。

　　作为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门，垃圾产生源至垃圾的最终处置(末端处理)之间的过程都可以纳入收运系统当中。而在垃圾全过程的管理费用中，垃圾收运系统的费用支出就占到了70%—80%。为此，在这个系统中清除体制性障碍，建立市场化运作模式，也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方面，杭州市西湖区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比如，按照传统的作业模式，环卫工人收集垃圾后，都要就近拉到附近的小型中转站，经过压缩后再运往垃圾填埋场。然而，垃圾中转过程中造成的“二次污染”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颠覆传统的作业模式，实现垃圾清运零中转。”为此，西湖区城管办专门投入100多万元资金，新购置了3辆负荷力达8吨的大型垃圾压缩车，计划通过这一“新式武器”的运行，将城市中心大部分生活垃圾直接运往垃圾填埋场，进行消纳，其余则通过城市外围新建的大型垃圾中转站处理。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仅最大程度避免了垃圾中转过程中的“二次污染”，也提高了清运效率。而中转环节的减少，也意味着没有中转设备的社会力量可以进入垃圾清运行业。

　　所以，在取消小型中转站的同时，西湖区城管办还同时启动了垃圾收运的市场化招标，以期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增加作业单位之间的竞争，激励作业单位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

　　目前，虽然招标工作还只是在当地部分小区和单位率先试点，但有关负责人介绍，如果试运行情况良好，明年还将就全区的垃圾收运工作向社会公开招投标，并由此实现全区核心区块内的垃圾“清运零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