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老和季老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寄托了人们对当代文人的正向想象。而杰克逊的歌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所以悼念杰克逊其实是在悼念自己生命流程中曾经非常激情或失落的一面。

　　我们的时代容易被两种力量感动，一种是像任老和季老那样，始终维持朴素的人文本色，连续着社会传统的恒定。一种是年轻人个性的发挥，不断在扩展人的视野定式。

　　崇敬他们，更在于他们始终没有背离自己的信念，年轻时的志向一生再也没有改变过。这留给我们一个大问题：你敢不敢做一个少数人？

　　主持人：本报记者 龚丹韵

　　嘉 宾：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龚丹韵：昨天任继愈先生追悼会在京举行，明天人们还将送别季羡林先生。但从众多悼念文章中不难看出，多数人其实并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对他们的研究很陌生，却毫不妨碍大家怀着满腔感怀泼洒笔墨。这是为什么呢？

　　梁永安：我想首先是两位老先生的口碑很好。任老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自己的体系，对当代中国影响非常大。20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背景下，庞大的工业机器使得个体的生存显得越发渺小迷茫，所以哲学转而关注个体的生存价值。但是任老一直在坚持研究个体和群体的关系，关注社会性、公共性的问题，他甚至对中国乡村社会、农民的生存条件产生了兴趣，没有困守在书斋里，而是对社会怀着一份关怀。

　　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一个人在舆论口碑中树立起来的形象。媒体的文化运作总会选择性地把精英人物通俗化。季老的研究领域固然很冷门，但他良好的学风、人品却通过一条条新闻传递给了大众。再加上他还有一些散文被收进教科书，语言风格上，学术语言和生活语言的结合把握得很好，通俗易懂。所以在全方位的信息传播下，让他们成为了某种文化符号，寄托了人们对当代文人的正向想象。

　　龚丹韵：此前，流行歌王迈克尔·杰克逊、现代芭蕾舞鼻祖皮娜·鲍什的离世也显现了类似的偶像情结。我们一直常说这是个反传统、反权威的时代，如今看来似乎并非如此？

　　梁永安：杰克逊的歌伴随着许多人的成长，所以悼念杰克逊其实是在悼念自己年轻的过往，悼念自己生命流程中曾经非常激情或失落的一面。大家是把自己的某些特质映照在了他的身上。肯定杰克逊，就是把那些不协调作为常态肯定下来，这是对他的宽容，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宽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把他当作古典主义里的英雄楷模，而是把他当作真实的人去悼念他。

　　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倡导对人的还原，到了当代已经进入新的层面：不只是对人性正面力量的肯定，而且还有对人性中缺陷的包容。过去我们赞扬的英雄，伟大得让人仰视。而杰克逊，人们可以平视，因为这份平视，发自内心地想要贴近他。

　　龚丹韵：所以，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反权威，而是人们对权威、英雄的理解已经与过去有所不同了？

　　梁永安：是的。后现代大众文化不是真的反权威，只是反感传统的英雄类型，更需要“食人间烟火”的凡人感觉。过去，自己做不到的完美人物是偶像。现在，和自己有相似缺点的人物才是偶像。传统中对英雄的审美情结，像古希腊悲剧那样悲壮。现在，我们对偶像是憧憬和嘲笑的心情兼而有之。偶像身上的自我冲突，让大众和偶像的距离缩短，从而获得了共鸣。

　　龚丹韵：尼采呼唤的“超人”精神，在这个喜欢凡人的平民时代，还有没有意义？

　　梁永安：“超人”的精神，从当代意义上说，就是倡导人们在自己身上找到精神的动力，找到原创性的东西。哪怕大众喜欢的后现代偶像，他也必须有原创性的创造，只不过不再是以苦行僧的形象来达到目的。当代新的大众文化形态中，这些原创力看起来更多以个性、娱乐的面貌出现，表面上看不出英雄式的悲壮，更像是一个社会、一个凡人的常态。

　　后现代文化的重心不在于完善，而在于打破，一步步打破人们思维观念的定式。我们不能用原始时代的眼光看人，现代大众文化中，不断有新的东西冒出来。所以这个时代“不完美”的偶像，往往能给人们打开一种新的感受空间。

　　龚丹韵：不少人因此担忧后现代的颠覆性一旦走过头，就是价值观的混乱，难免泥沙俱下。

　　梁永安：确实其中存在悖论。有人会以“堕落就是升华”为借口，放纵自己的行为。社会从来不是理想化的，一方面硬规范和传统道德永远会起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从总的历史流变中看得失。

　　龚丹韵：剖析了这些后现代的大众文化心理，又怎么解释大家对老先生的怀念之情？

　　梁永安：季老的象征意义在于，他和我们的时代并不同步。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爱好新概念、新方法，理论热潮此起彼伏。然而，在别人复杂化的时候，季老仍然在说很朴素的话，他的散文写作带着儒家伦理的味道。当时显得非常独特，现在看又和当下的国学热接续了起来。不管时代流行什么，季老没有跟风乱转，而是始终和传统文化的模式保持连续，这是社会文化中一种恒定性的力量，是在快速变化的生活中，迷茫的人们尤其需要的力量。

　　其次，季老表现出中国人生哲学中的淡然之境，没有将自己圣贤化的心态。许多搞学术的中国人，对研究的终极价值究竟在哪里，带着毕生的疑问而不得解，由此产生价值上的焦虑。所以很多学者缺少自我否定的力量，变得特别脆弱，否定自己的观点，仿佛生命受到威胁。而一旦被称为大师立即就有满足感，世俗的肯定显得极其重要。然而季老对人生的体悟比较开阔，他可以真正做到不在意这些，那是在一种文化宽度下，才可能具有的判断和理性。

　　龚丹韵：也就是说，我们的时代容易被两种力量感动，一种是像任老和季老那样，始终维持朴素的人文本色，连续着社会传统的恒定。一种是年轻人个性的发挥，不断在扩展人的视野定式。

　　梁永安：像任老和季老那一代人，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后，对这个世界保持着从容和淡定，这份态度对社会来说很重要。崇敬他们，更在于他们始终没有背离自己的信念，年轻时的志向一生再也没有改变过。现代高速流动社会中的人，太容易因为眼前利益轻易扭转信念。

　　这留给我们一个大问题：你敢不敢做一个少数人？很多人惧怕做少数。季老在德国留学时，孤身一人选修梵文。现在大家奉他为“大师”，一拥而上地崇拜，但其实他原来的位置，却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选择的“少数者道路”。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