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代市长王荣

　　不少深圳官员、企业家与许宗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案究竟会不会演变为一个窝案仍不明朗，但受惠于许宗衡的商人和官员绝非少数。

　　触动“利益集团”考验王荣，“王荣书记有很强的协调能力，特别在经济工作方面，但他毕竟没有离开过江苏，能否适应深圳的工作环境，能否带领深圳干部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目前真的很难判断。

　　天命之年，南下广东，这让王荣自己都感到“意外”。

　　6月12日，51岁的王荣被平调广东担任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此消息曾让外界感到突然。此前王荣的仕途履历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江苏。无疑，深圳、广东对于他来说是有些陌生的。

　　7月9日，在深圳市政府的一次会议上，王荣回想起一个月前的“突击任命”颇为感慨：“我到深圳来工作真的是相当突然，前后从接到通知到深圳来履行完代市长的手续，大概也就是2天时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此番感想说明了直到6月10日，中央才正式决定王荣立即“鹏城履新”，而仅在2天之前的6月8日，中央纪委通过官方渠道公布，原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于幼军、许宗衡这两位深圳前任市长的落马让深圳处在风口浪尖。前任倒地，继任补缺，王荣将如何继续扛起深圳改革排头兵的大旗备受外界关注。而甫一上任，摆在王荣面前的是一道如何推进深圳各领域改革的难题。

　　重拾深圳改革信心

　　六月的苏州依然清爽宜人，六月的深圳却已是骄阳似火。

　　与不太适应天气相比，王荣似乎更关心如何让刚经历过“一喜一惊”的深圳干部重拾改革的信心。

　　在7月9日的深圳市政府会议上，王荣特别要求深圳干部：“"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之为"，要进一步振奋精神，以高昂的斗志和饱满的热情投身工作。”

　　6月初，记者在深圳采访期间，无论官员还是民众还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因为此前5月下旬，国务院刚刚批复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下称“综改方案”)。

　　5月31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在贯彻“综改方案”工作会议上还十分兴奋地说，国务院批复“综改方案”是深圳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深圳的一份特殊关心与支持，也是一份特殊的鼓励和鞭策。

　　“过去改革有些阻力，而如今深圳有了"尚方宝剑"。以前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改革，纯粹是地方行为，而现在中央认可了这些改革探索。”深圳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乐正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然而，紧随其后，许宗衡案的东窗事发，犹如给深圳政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让不少深圳的官员感到吃惊。6月11日，中央组织部官方渠道再次证实，许宗衡因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自1993年进入深圳市委组织部系统，2000年成为深圳市委常委，再到2005年成为深圳市长，在16年的时间里，许宗衡可谓“官运亨通，平步青云”。深圳当地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不少深圳官员、企业家与许宗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案究竟会不会演变为一个窝案仍不明朗，但受惠于许宗衡的商人和官员绝非少数。

　　“王荣代市长很担心深圳的干部由于受到许案的影响，在推进改革的问题上缩手缩脚，毕竟"综改方案"的最终批复是许宗衡在任时完成的，”上述知情人士说。

　　王荣7月9日的一番表态稳定了干部的情绪，他鼓励干部应该更大胆地进行改革，他坦言：“"综改方案"是中央给的改革环境而非指定的工作，不要抱着"综改方案"，要拓展改革。”

　　显而易见，作为国家战略布局，深圳综合配套改革的目标绝不会因为某位官员的沉浮而动摇。今年6月末，《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三年(2009—2011)实施方案》正式出台，成为“综改方案”的具体落实文件。

　　即便如此，对王荣来说，如何破解深圳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改难题考验着他的施政能力。

　　行政改革成为“突破口”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这样评价深圳在改革开放历史中的特殊意义：深圳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改革试验权，跳出“现行体制之外”，为全国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借鉴，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试验场”作用。

　　如果说此前29年，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担负“试验场”作用的话，而如今，深圳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再次“试水”。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综合配套改革的突破口，也是今年改革的关键所在。”此前，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在一次内部谈话中对深圳改革指明了方向。

　　“29年前，深圳获得经济特区的"头衔"，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乐正这样告诉记者：“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渐遇到新的问题、新的形势，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远远不够，包括行政管理体制、社会文化体制都需要改革，进而形成了综合配套改革的要求。”然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难度要大很多。

　　记者对比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两份综改方案，发现深圳的综改方案特别强调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于深圳长远发展的至关重要性。这一特点也被外界解读为，深圳将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试验田”。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被放在率先改革的特殊位置，然而，截至目前，行政机构内部的自我改革究竟如何推进，在全国范围并没有一个十分成功的范例，足见改革之难。事实上，对于深圳来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话题早在6年前就备受争议过。

　　一位曾参与改革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02年、2003年，深圳曾提出过政改方案，但由于被某些人士解读为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引起了中央有关领导的注意，致使改革嘎然而止，无果而终。”

　　2003年，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在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坦言，深圳即将成为中国惟一推行“行政权三分”试点改革的城市。旋即，外界对于中国行政改革将“自下而上”进行的评论不绝于耳，深圳改革的话题再次处于“风口浪尖”。

　　如今回想起来，当年深圳市长于幼军的“高调”言论换来的却是长达六年的“静默期”，直到此次“综改方案”获批才被再次想起。

　　所谓“行政权三分”的设计方案是指，对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而决策局只有决策权没有执行权；执行局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管辖。

　　事实上，一旦“决策、执行、监察”分开的“行政权三分”方案落实施行，意味着深圳将对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这样的改革必将触动一部分人的奶酪，在改革问题上舍与得的较量或许会成为改革本身的阻碍，这是王荣必须面对的问题。

　　触动“利益集团”考验王荣

　　“经济体制改革是把蛋糕做大的工作，行政体制改革是个切蛋糕的工作。发展是皆大欢喜的事情，改革是会得罪人的事情。”深圳市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乐正向记者这样解释了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区别。

　　目前，摆在刘玉浦、王荣面前的恰恰是一份“切蛋糕”的工作，而这又是一份会“得罪人”的工作，无论是难度、阻力还是风险似乎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

　　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坚认为：“深圳政改的目标是实现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应该学会放权，让市场能够完成的真正让市场来完成，政府应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职能，比如提供公共产品。而目前的现状是，一些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有利益纠葛，这让行政改革本身遭遇阻力。”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09)》蓝皮书指出，深圳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难度加大。目前改革攻坚面临相对固化的“利益格局”，许多重点改革领域亟待突破。深圳进入了改革攻坚和全方位改革的新的关键时期。今天的改革难度更大、阻力更大、风险更大。

　　一位熟悉王荣的苏州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王荣书记有很强的协调能力，特别在经济工作方面，但他毕竟没有离开过江苏，能否适应深圳的工作环境，能否带领深圳干部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目前真的很难判断。”

　　记者查阅了近年来深圳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的“成绩”，确实只能用寥寥可数来形容。例如，成立行业协会服务署(2004年)、改革办公室(2005年)和市政府服务大厅(2004年)，推行电子政务等，改革重大投资项目审批制度(2006年)。

　　“这些改革仅仅是一些皮毛，并没有触及改革利益的核心问题，”钟坚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相比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目前深圳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更大的困难，改革者也面临着一些政治风险。这会让改革和改革者更乐于守成，更趋于保守。”

　　作为深圳市政府智囊机构负责人的乐正深谙改革之难，他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现在深圳改革的最大阻碍来自于因"部门利益膨胀"而出现的"利益集团"。从改革初期的"观念之争"到如今的"利益之争"，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力主改革者往往会触及政治上的风险，改革进入深水区就会产生深层次的矛盾，使得改革者举步维艰，付出巨大的牺牲。”

　　但乐正也表示，不能因此而对未来改革持消极态度。他认为，深圳还是比较愿意改革的城市，还是有一批人敢想敢干的。

　　事实也证明，王荣履新一个月来，曾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改革的步子不能停”等，而他将如何践行这些表态，更是值得人们用时间去等待的答案。

　　深圳改革开放历史进程

　　一、初创奠基和改革开放局部推进阶段(1978～1985年)

　　1979年7月，中央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深圳等沿海城市试办特区。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标志着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正式建立。

　　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特点是局部改革、单项突破，以开放促改革。这些改革冲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为特区对外开放和建设的发展扫除了一定障碍，并对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示范效应。

　　二、经济转型发展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阶段(1986～1992年)

　　从1986年开始，深圳特区进入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全面进行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的改革体现在两大方面：对外利用外资和技术兴建基础设施，通过扩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三来一补”企业(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统称)和“三资”企业；对内全面推进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有土地传统管理体制改革等。

　　三、增创新优势与跨越式发展阶段(1993～2002年)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深圳经济特区由过去主要依赖中央赋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素质，增创新优势。

　　深圳提出了在全国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法规体系等方面继续进行大胆探索，从而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四、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

　　党的十六大以来，深圳提出建设“和谐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标，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深圳继续深化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同时开始推进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一方面，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另一方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成立行业协会服务署改革办公室和市政府服务大厅，推行电子政务等，改革重大投资项目审批制度，加快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根据深圳大学中国特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钟坚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2009)》整理)

　　记者谈佳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