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万人长期非法居留 边批发尾货边躲着警察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臧璇 记者杨梅菊、陈雪莲发自广州、北京 很显然，这个非洲人不想搭理任何人，他选好的几百条牛仔裤必须赶在台风来临前上路，并且是以最轻的重量上路，线头和外挂商标一定要剪掉——他不想为此多掏一毛钱的运费。

　　这个高大的非洲年轻人叫帕斯特，来自刚果（金），这两天，他正为自己快要到期的签证和贸易城越来越多的警察感到头疼。看到身后的记者，他一脸警惕，“不能拍照，我警告你”，汉语流利得惊人。

　　说这句话时，帕斯特已经大步流星地穿过人群到达下一个摊位，挤过身边的，大多是像他一样肤色的非洲男女，每个人都拖着一只类似于火车站拖行李的手拖车，车上黑色塑胶袋已经鼓鼓囊囊，但谁也没有要离去的意思，夸张的香水味和体味在拥挤的空间里混杂发酵。

　　这里是广州越秀区广园西路的唐旗服装城，不远处就是矿泉派出所。两天前，因为百余非洲人集体冲击派出所事件，这里曾是人们的注意力中心。

　　“跳楼不是稀奇事”

　　事实上，正是7月15日下午百余名非洲人冲击矿泉派出所的事件令帕斯特开始感到担忧，“非洲人在广州首先应该学会与警察相处，他们太冲动了，这样只会让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

　　“帕斯特在为自己签证的事情担心，他和我男朋友是好朋友，两人先后来到中国，去年年初我男朋友的签证就到期了，生意好的时候还可以交罚款，但年底淡季实在支撑不住，只能回国。到现在，轮到帕斯特了。”林雪一脸伤感地说。

　　林雪希望男朋友赶快回到中国，但是在刚果（金）、在尼日利亚、在加蓬……每天凌晨不到，就会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向中国使馆，人们排起长队等待好运降临，但另一方面，签证却一天比一天难拿。

　　其实，依靠非法途径进入广州的非洲人实在不算少数，这些人的生活也往往更加艰难——装箱、搬运、送外卖，或者一天到晚待在仓库里，只有晚上才敢出来，拿着微薄的收入，到大篷车那些便宜的酒吧买点乐子。当然，犯罪似乎也更容易一些，兑黑币、贩毒、抢劫、性骚扰……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一部分人犯了错误，当地居民便对整个非洲群体充满敌意，由此而来的是警方越来越严密的监管。

　　“下塘西有个小非洲，有一天看见他，我大吃一惊，两条腿包扎得像木乃伊。原来他和室友一大早听到警察敲门，就从7楼跳下来了……”当记者露出不肯相信的神情时，旁边的帕斯特说：“警察追就跳窗跳楼，我们跑得快，没什么稀奇。”

　　在帕斯特看来，令他不安的不是跳楼，而是这些事情传递出的信号——也许，广州不再欢迎他们。

　　“中国制造”的诱惑

　　在一个卖花饰的摊位前，帕斯特停下脚步，“这些小东西已经不赚钱了，家乡现在流行的是数码产品。”帕斯特更怀念的是从前的时光，那时非洲的消费时代刚刚开始，人们对于一切外来产品都报以狂热的尖叫，卖得最火的是一款闪闪发光的“凤凰牌”自行车以及与之配套的把手装饰鲜花。

　　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想像一下吧，在家乡集市上，我的兄弟姐妹们能买到粉红色的指甲油，白色的牙膏、价格公道的耐克球鞋。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在这里。”

　　而在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巧克力城”，每天都有数不清的“骄傲的帕斯特”出没。中午时分，他们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拎着超大黑色塑料袋，吃着油炸火腿肠，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辗转数日后，这些“尾货”会到达万里之外的非洲，在硕大的金合欢树下，人们像过节一样等待着交易时刻的到来。

　　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在中非贸易热潮的带动下，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广州日报》在去年年底报道称，广州常住的外国人数已达5万，其中可统计的非洲人就有2万多，但这个数据不包括数量不详的“隐居”非洲人。在非官方统计的版本中，这个数字已经高达20万之多，其中以尼日利亚人最多。

　　“巧克力城”的困惑

　　因为一段非洲情缘，林雪对于广州城市中的“非洲版图”了然于心，“有人说大概有20万，但是经常接触就会发现，绝对不只是这个数字。”

　　林雪甚至对于非裔族群的分布作了一个详细的划分：在广州的外国人有三派，中东和欧洲的主要在荔湾区的东风路和天河，黑人就分布在环市中和火车站旁的服装批发城，其中尼日利亚人主要活动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园西，居住在环市路附近的下塘西，刚果（金）和安哥拉、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人则在环市中的天秀大厦和童心南一带。

　　由于肤色，这些人被当地人称为“巧克力”，但是现在，这些“巧克力”人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

　　事实上，金融危机给非洲贸易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天秀大厦曾有数十家摊铺一夜搬空，就连一楼角落24小时营业的兑币黑市都短暂停业。“就拿尼日利亚商人来说，因为美元与奈拉汇价的关系，很多人对投资持观望态度，没有人轻易下定单。”林雪说。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状况不断，管理者与非裔群体之间的矛盾也一天天在加深。“周二、周四经常会有警察大规模出动，每天都听到尼日利亚人在说哪里又抓到多少人，哪个又受伤了？上个礼拜听说有西方媒体在广园西一带访问黑人，问及他们的生活现状，很多人都吐了苦水。”林雪就曾经亲眼目睹一位黑人朋友在办公室的纸箱里睡了2个星期，甚至还听说某办公室一晚睡了8个人。

　　《南方周末》时事观察员曹辛告诉《国际先驱导报》，非洲人在广东跟当地警方的冲突涉及到的是颇为复杂的问题。

　　作为个体，帕斯特已经能隐约感受到“巧克力城”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所面临的压力，而7月15日百余名尼日利亚人聚集在矿泉派出所前所表达的愤怒，则是他们的一次回应。

　　必须正视的管理难题

　　很显然，性格奔放的非洲人对广州抱有充分的归属感：他们按照收入的区别住在城中村或国际公寓，穿着短裤拖鞋去街口的超级市场、在公司里听周杰伦、上火的时候还懂得到凉茶店喝一杯“斑痧”……

　　有人因此将广州称为“第三世界的首都”，或者纽约的“布鲁克林区”。关于这个称号，《新周刊》曾经这样描述：在理想的第三世界首都，不同肤色的临时居民应该和本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看来，“一个城市成为第三世界首都的难度远远大于成为富人的天堂，这并非一个简单的物质生活条件问题，而是一种对城市生活理念的梳理。”

　　与文化上的隔阂相比，非洲黑人群落带来的社会治安和管理等问题更值得关注。

　　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提出的是管理者们的困惑：“现在广州的黑人每年以30%－40%速度递增，他们已经自然地形成了很多集聚点，同时，贩毒、抢劫等刑事案件上升很快，要不了几年，问题会很严重，现在该是正视的时候了。”

　　在黄石鼎看来，对黑人管理的难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像。这首先与我国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体制有关，“原来统一由出入境管理机关管理，但现在出入境管理机关只管出入境事项，把境内的管理交给了外国人居住辖区的派出所，公安部门大多没有涉外管理经验，也没有相对应的外语人才。”管理机构信息沟通不良，导致很多黑人“一入境后就消失了”。面对如此庞大的“三非群体”，管理者究竟应该怎么办？遣送回国？万人以上的遣送，机票等费用哪来？根据递解出境的规定，要有人陪同，广州哪来那么多人去陪同？对在华外国人士的管理，还涉及外交、出入境、公安等等十几个部门，任何一个问题的处理都让管理方头痛不已。

　　学者连清川曾在《彷徨的帝国》一书中针对“移民理想国”作过专门的论述。在他看来，广州成为非洲人聚集地的原因主要在于市场化，对外来人口在理念上实行开放透明的管理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在管理上，对非洲人应主要实行流动性管理，首先是提供签证合法延续的服务。其次是根据外来移民聚集区的当地社区文化进行特殊管理，让他们在熟悉的环境里生活，他们才会主动配合你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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