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大亨”

　　李培英的最后一搏

　　现在看来，与四川民企老板刘青山的恩怨，更像是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在东窗事发前试图最后挣扎的自然反应

　　本刊记者/张邦松 特约记者/张晓娜

　　李培英本想侥幸逃得一死，但他还是听到了死亡的脚步声在一点点地靠近。

　　这个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因贪污受贿达1．09亿人民币，在一审时就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终审审判落槌，李培英已知必死无疑，在等待最高法院进行死刑复核的日子里，他放弃了垂死挣扎，也再没有了昔日“机场大亨”的风采。

　　而几乎就是在四天前的同一时间，四川绵阳一家民企老板刘青山起诉首都机场集团公司侵权及返还财产纠纷一案的庭审，也在四川省高院悄悄地进行中。

　　对于首都机场的职工来说，这无疑就是简单的经济纠纷。但他们不会想到，这很可能是李培英在位期间很有预谋的最后一搏。

　　晚节不保

　　60岁，已是花甲之年。如果不出意外，李培英也许马上就可以光鲜地退休颐养天年。然而因其晚节不保，他等来的却是法律上最严厉的惩罚——死刑。

　　李培英是中国民航系统有史以来第一个被判死刑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从一个农民之子沦落为巨贪再到死囚，李培英的落马多少让他的家乡河北省广平县有些意外，毕竟在他们眼中，农民出身的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成功人士。

　　从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到首家跨区域的机场集团公司成立，再到北京、天津、重庆、湖北、贵州、江西、吉林、辽宁8省市机场被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全资、控股、参股，托管内蒙古机场集团和黑龙江机场集团。一个个大手笔，一次次漂亮的收购，这是李培英在位时最重要的政绩。如此大规模的扩张，让李培英无比风光，并一度赢得了“机场大亨”的美誉。

　　而很少有人关注到的是，随着首都机场同时扩张的还有李培英的野心和贪欲。

　　从检察机关对李培英的指控中可以看到，在1995年1月至2003年11月间，他利用担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北京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裁、总经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公司董事长等的职务之便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250万元。

　　贪污受贿总额达1亿多元。李培英并非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但他还是抱着侥幸心理。直到2004年，首都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兼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原总经理崔民权因挪用公款被调查，李培英或许才意识到，他心中最害怕的那一天离自己也很近了。

　　2004年年底，李培英开始有意识地寻找补救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他把目光转向了曾和下属公司金飞民航经济发展中心（简称“金飞中心”）有业务往来的四川绵阳老板刘青山身上。

　　因两千万损失一个亿

　　刘青山之所以成为李培英所要抓住的救命稻草的最佳人选，是因为刘青山本身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

　　刘青山作为绵阳籍京城富豪，名下拥有四川愿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四川愿望公司”）和北京的两家公司：愿望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愿望建设公司”）及中国横向经济联合开发总公司（简称“中横联公司”）。

　　上世纪90年代初，他前往北海淘金，1995年又转战北京，成为中国横向经济联合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先后涉足投资、金融、房地产、传媒等领域。仅中横联公司的资产就达几十个亿，不仅仅是在绵阳，就是在北京，刘青山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

　　在商海打拼十多年的刘青山在稳固地发展着自己的产业，然而一切的改变都是从2003年6月开始，几份普通协议因欠款引发的经济纠纷竟让他损失了一个多亿的资产。

　　2003年6月到7月间，中横联公司与金飞中心（崔民权时任总经理）签订了三份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由金飞中心共计投资5.2亿元，投资收益以收取投资额12%固定回报的方式获得。到当年10月，按协议约定，金飞中心向中横联公司支付的5.2亿元资金都已到账。双方正常的企业借贷关系形成。

　　在借款约定期限尚未到期时，金飞中心突然提出要提前收回借款。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这一突发行为是否与金飞中心的法人代表崔民权被调查有关。2004年3月18日，中横联公司和金飞中心达成《债务清偿协议》，由中横联公司以双建花园项目资产及全部股权作价5.18亿元转让给金飞中心及指定公司。以抵偿债务金额5亿元，超出的1800万元，金飞中心又以货币形式支付给中横联公司。

　　至此为止，刘青山所在的北京中横联公司尚欠金飞中心余额2000万元。而就在此时，金飞中心的总经理崔民权开始被调查，中横联公司的还款计划被暂时搁浅。

　　让刘青山没有想到的是，在2004年11月15日，北京首都机场公安分局以涉嫌诈骗构成刑事犯罪为由对其进行立案侦查，并对公司的主要高管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对公司的财务账本及凭证进行调取，至今未予退还。而刘青山也过了几个月的逃亡生活。

　　刘青山的逃亡生涯

　　在绵阳市四川愿望公司的会议室里，刘青山点燃了一支烟，他一口气吸了好几口，会议室里顿时烟雾缭绕。看得出来，尽管事情过去了几年时间，尽管知道李培英已经在一审被判处了死刑，但他的压力还是很大，巨额资金被套走，李培英的承诺已经无法兑现，公司在两三年中无法正常开展业务，一切都让他焦头烂额。而他更无法忘记的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对他的追捕。

　　2004年11月3日，刘青山正随领导在海南省海口市考察，听朋友讲金飞中心的总经理崔民权已经被双规了。刘青山很着急，从三亚直接飞回北京。在不知道任何情况的条件下，首都机场公安到刘青山家中去找他以涉嫌诈骗为由要追赃。这期间，刘青山的司机，还有公司的几名高管都被抓了，只有刘青山一人“漏网”。

　　从那时候开始，刘青山就被迫离开了北京和绵阳开始了逃亡生活。到保定、成都、兰州、海南等九个省市到处躲避，不敢坐飞机，甚至有时连火车都不敢乘坐，更不敢住宾馆和酒店。公司的大小业务都交由当时的总经理打理。

　　而每到一处，刘青山就会给李培英打个电话。刘青山对李培英说：“我们的账都算清了，借的钱我都已经还了，为什么对我要采取这种非正常的手段？” 李培英回答：“考虑考虑，研究研究，你不要着急，他们就是要追赃。”

　　在流亡生活中，刘青山有半年多没和家人见面，企业也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2005年1月26日，李培英约刘青山在北京的昆仑饭店见了面，并要求刘青山第二天中午到首都机场详谈。在对方保证自己安全的条件下，刘青山答应了。据刘青山回忆，详谈时，李培英开始与其称兄道弟，并说了“实话”。李培英说：“兄弟，国家审计署在查我，我的亏空比较大，其他项目都不挣钱，你的项目风险很小，又挣了钱，能不能把你的项目和资产转一部分给我。”

　　李培英并许诺将武汉机场、天津机场、呼和浩特机场，包括首都机场扩建等项目交给刘青山做，并说：“我从其他地方给你补过来，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

　　刘青山当时没有答应，要求有文字上的一些东西才可以，但由于在逃亡的过程中公司已近瘫痪。而与此同时，其在绵阳的公司副总杨莉又和刘青山联系不上，在高压政策下，2005年1月，杨莉最终被迫和金飞中心签订了一系列《框架协议》、《补充协议》、《承诺函》等。

　　根据这些协议，金飞中心取得了刘青山在绵阳的资产分别为临园宾馆产权，在绵阳市涪城区燕儿河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的债权及绵阳机场工程款债权。后金飞中心又将这些资产高价拍卖。经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来确定，金飞中心实际已经多占有刘青山的资产上亿元。

　　意味深长的是，金飞公司在取得这些资产后，刘青山在北京可以自由行动，公安也撤了。欠下2000万元的债务却被对方强占了一亿多资产，刘青山此时才恍然大悟，他回想起和李培英交往的片断，觉得自己是被蒙骗了，用这一亿多资产为别人埋了单。

　　而他还没来得及去找李培英，2007年6月4日凌晨1点，李培英就被正式“双规”了。

　　在李培英被“双规”前，民航总局核心层就已经知道，李培英正在被调查。2007年1月26日，因李培英被调查，民航总局宣布进行人事调整，李培英不再担任集团公司总经理，只担任董事长一职。

　　贪官后遗症

　　事后证明，李培英“从其他地方给你补过来”的承诺并未兑现。2005年武汉机场、天津机场、呼和浩特机场等几个机场都在招标，刘青山去参加投标，但都没有中标。他又去找李培英，李培英遂断断续续地给他补了些钱。

　　李培英曾对刘青山说，造成这样的现状是崔民权的责任。“李培英逃脱不了干系。”刘青山则认为，因为首都机场有明确的规定，所有的资产都是由李培英签字才能出去，而动用机场公安显然也是李培英的命令。

　　“现在我还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呢，已经快五年了，也没有人告诉我取保候审到期没到期。”刘青山拿出了一份2004年12月18日北京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开具的《调取证据通知书》，上面并写明事由：刘青山涉嫌诈骗。

　　机场公安属于企业公安，它只是一个部门，维护的应该是机场的治安和安全保障及小集体的利益，企业公安究竟有无权力去关注经济纠纷，刘青山对此很困惑。

　　而根据《公安部关于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违法抓人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凡属债务、合同等经济纠纷，公安机关绝对不得介入。但是,涉嫌合同诈骗等刑事案件,公安机关还是可以介入的。

　　直到去年，在万般无奈下，刘青山将金飞中心、首都机场集团公司、首都机场公安分局等相关单位一并告上法庭，要求法院认定对方拍卖无效，返还多占有的资产。2008年8月29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支持了刘青山的诉讼。

　　一审判决认为，金飞中心通过向公安分局举报并由公安分局以涉嫌犯罪对刘青山及相关工作人员采取强制措施，干预经济纠纷显然不当，这一行为是造成金飞中心无偿占有刘青山相关公司财产的主要原因。对于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虽有不当，但这属于司法行为，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2009年7月2日，四川高院二审，以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公开审理。据了解，原被告双方将于7月9日置换证据，而再次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7月3日，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书记马春梅及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办副主任、审判员孙善长均表示：因案子社会影响比较重大，且在二审期间，不便发表观点。

　　如今，李培英终审被判处了死刑，但他在位时的最后一搏留下的后遗症仍然继续存在着，也许还要存在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