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筹备，万里奔波”：敌后观测日全食有两支“长征”队伍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副刊) 1941年9月21日的全食带从新疆入境,经过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此次日全食横跨中国腹地，且日食时分接近中午。

　　此时正值抗战时期，山河破碎，这些地方大都沦陷，但从忧患中成长起来的我国天文学家仍未放弃。在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的主持下，组成了两个观测队冒着日军的炮火进行一次观测日全食的“长征”。

　　冒着日军炮火“长征”，经历生死考验到达观测地点

　　1941年的日食观测，很多科学家是头顶着日军的轰炸，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对日全食进行观测的。而有关筹备工作则早在1934年就已经开始了，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也正是为开展这次观测而成立的。

　　据记者在湖北省图书馆查阅的资料记载，1939年春天，日食观测委员会向美国Fecker公司订制了直径16mm，焦距6m的大型地平镜一具，并委托物理研究所，以所订购日食仪器为模型，另行自制一两套，以便多组观测队进行观测。

　　然而由于外汇暴涨，购买定天镜的计划终成泡影，而物理研究所又因为战事工厂拆迁到了后方，这样一来，观测镜的购买与制造计划也搁置起来。到了1941年日全食发生之前，天文研究所也从紫金山一路西迁到昆明。中国科学家就是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观测日全食的“长征”。

　　当时的天文研究所所长是张钰哲，他在记录当时的观测中用“长征”二字来形容舟车劳顿，风尘奔赴观测地点的艰辛与不易。我们在史料中找到了他的这样一段文字：“北上公路沿途的地名有所谓七十二拐弯，吊死岩等，够吓人的。驾驶员为了省汽油，每下坡便关起油门，任汽车滑行。公路两旁，所见到翻车滚下坡，无人理睬的，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每过关卡，管理人员对开车通行多方留难，必须饷以香烟，并答应替他们带黄鱼（即免费乘客），交涉才算办通。我们车上堆满仪器和行李铺盖，工作人员便坐在行李上面。那是很不舒适，也不安全的，但无可奈何，只得冒险前进。”一路遭遇多次轰炸，经历种种磨难和生死考验，最终在8月13日北上到达甘肃临洮。

　　20架战斗机集结防范日机侵袭，保护日全食观测队

　　在临洮的日子里，日军飞机轰炸达5次，8月底的一次尤其严重，敌机两架盘旋在关顶，投弹十余枚。与当时时局同样让人担心的，还有当地的天气，在观测队到达临洮时候，大部分天气是阴雨绵绵，甚至连续七八天不见天日。于是张钰哲请示政府加派专机，以期待当时协助凌空观测。当时的兰州驻军派出兰州空军的教练机和轻型轰炸机各一架于9月20日飞至临洮。

　　在一系列的准备之后，9月20日晚间时分，陆军的一个炮兵团开赴临洮，而空军的20余架战斗机则集结于兰州机场待命，准备拦截第二天可能会空袭临洮日本轰炸机。“七年筹备，万里奔波，成败利钝，系于一旦。”对于第二天的观测，张钰哲和一部分队员在晚上因高度紧张而睡不着，夜半时分，观测队员起身在户外看到满天星斗才多多少少安心下来。

　　日食发生当天，观测队在泰岳庙放了一只钟，供场外观众校时，还请来乡村师范图画教员及擅长绘画的教员及学生数人到现场做日全食的水彩写生。午后时分，张钰哲将泰岳庙开放，欢迎各界人士入内参观各种仪器和设备，并制定了专门人员进行讲解。而他自己则赶到城里发电报，向各方报告日食观测成功的好消息。

　　记者通过查阅故旧报纸了解到，当时国民党中央社在观测成功后，曾对西北观测队队长张钰哲进行了专访，他并不愿意多讲路途艰辛，只用“泰岳寺内，各科学家分据座位，埋首试验仪器”等寥寥数语概括观测现场。

　　据报载，当时的广播电台还首次进行了直播，中央日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并于寺内设置广播设备，电影之摄影员两人登机凌空，拍摄日蚀有色电影，至全蚀开始时，广播停止，十时四十分，第二节广播开始，直至日光复原，全部观测人员，始释重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