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石家庄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在未经合法审批的情况下在许多地方设点乱收费，不但乱提收费标准，并派人以堵车堵人的方式强行收取，多次造成停车场出入口长时间的围堵——石家庄市新近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这一事件及处理结果，免去了该县县长夏生华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并提请免去其县长职务，免职理由是“事件发生后，元氏县政府主管领导、主要领导不重视，不负责任，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处置不力”。(《广州日报》7月21日)

　　石家庄对元氏“城管乱收费”处理的披露有两点大反常态。一是在没有舆论曝光倒逼和追问下主动高调地曝光，以前舆论并不知道元氏有这样的丑闻，是政府的通报让此事广为人知。许多地方对类似丑闻向来是能低调就低调的，能捂就捂，能内部解决就内部解决，不被媒体逼到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决不会主动自曝家丑的。另一点尤其一反常态的是，因为一起公众见怪不怪、不算太大的城管乱收费事件，免去了一县之长的职务——其他地方类似的丑闻，一般都是找个临时工当替罪羊，至多撤去乱收费部门领导的职务，罕见的才会警告一下主管领导。而元氏县竟然一捅到顶直接问责到县长。

　　从“找临时工当替罪羊”到“直接撤县长的职”，这样不靠谱的问责，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让人很难不困惑，城管乱收费县长就要免职，问责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公众反感种种丑闻后政府藐视民意、偏袒护短的不问责、伪问责和糊弄民意的轻问责，但同样反感看起来很严厉、却缺乏制度理性和法律依据、严得没有边界的情绪化问责。问责，并不是在个案中越严厉越好，关键要依制度进行问责，这样才能给人一种稳定的预期，并在制度上可以复制到类似事件上。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