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长说反贪

　　本报记者 陈东升 本报见习记者 马岳君

　　一位“退居二线”的检察官，带着3名现职领导，成功破获了浙江省义乌市多年未见的贪污腐败串案；

　　一位控申科科长，半年内参与了8起贪污腐败案的立案查处。

　　统计显示，仅今年上半年，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办理反贪案件15件18人，反渎案件7件8人。

　　按照惯例，基层检察院一年办反渎案件4件至6件就能立集体二等功一次。半年办了7件足以用骄人二字来形容。义乌市检察院反贪局是如何在基层检察院普遍面临案多人少矛盾的情况下，让反贪工作从弱势地位变成了拳头业务？让我们听听义乌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金智法讲述这个变化过程。

　　案多人少逼出反贪大队

　　说实话，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挺自豪的。这些成绩与我们成立反贪大队分不开，而成立反贪大队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义乌有中国小商品城之称，刑事发案率一直居浙江省前3位，检察院人均办案数是全省的3.5倍，是全国的5.5倍。然而，义乌市检察院反贪局仅有13名干警。

　　反贪队伍建设有一个特殊性，那就是，全国至今还没有一所专门培养反贪侦查人才的院校，反贪干警的经验全靠实践积累。可是，当一名干警在反贪岗位上作出突出成绩后，往往就被提拔到了其他领导岗位，反贪人才是提拔了，但对于反贪工作来说，却是“人才流失”。

　　我院检察长翁跃强到义乌市担任检察长之前，曾在永康市检察院担任过多年的检察长。从义乌实际出发，翁跃强将“永康经验”移植到义乌。2007年，打破了部门格局，在全院范围内组建了一支职务侦查机动大队，翁跃强亲自担任大队长，40多名队员来自全院各个部门，也包括一些退休的老同志。

　　人员没有增加，力量却增加了不知多少倍。这里头的奥秘是整合。参加机动大队的，都是些政治素质好、原则性强、具有一定的侦查经验和培养潜力的检察员。平时，大家在自己的岗位上各忙各的本职工作。反贪局干警先查案件的摸查线索工作，一旦上了案，反贪大队的人员就马上接手。

　　组阁制排除办案干扰

　　有人怀疑，反贪大队的成员平时都不在一起，在工作中相互能配合好吗？其实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组阁制。

　　所谓的组阁制就是，反贪案件上案后，由大队长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侦查大队中挑选合适的主办人，再由主办人在全院范围内“组阁”，由他自己组织办案小组。

　　在反贪大队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内阁”。有的可能是以前的老搭档，有的可能是现在的同事，还有的可能是以前的上下级。因为反贪是件需要配合默契的工作，在审讯中，相互间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往往能发挥重要作用。

　　拿半年承办8起反贪案件的控申科科长朱海平来说吧，就有自己固定的办案小组：同科室的杨青松、应德龙和陈新良。

　　朱海平之所以选这3个人，是因为他们各有特长：杨青松文字表达能力强，又不是本地人，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应德龙具有较高业务素质，在证据把握上很有经验；陈新良是部队转业干部，政治素质高，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和侦查能力。

　　组阁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排除干扰。一些贪官，因为心里有鬼，平时喜欢和反贪局的人交往。实施组阁制后，这招儿再也不好使了，因为反贪大队这么多人，谁知道哪个案子谁来办啊？如今，我走在路上，几乎都没人理了。

　　师傅带徒弟是个老传统

　　退居二线的老检察官何冬生，接到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建设指挥部工程科科长杨德木贿案时，立刻给他以前的3个弟子———王路阅、杨钧琪和黄惠芳打了电话。

　　接到师傅的电话，已经升为检察院中层干部的弟子们二话没说，就加入了何冬升的办案小组。很快，案件告破，查获杨德木受贿57万元，贪污200余万元。

　　在检察院反贪战线上，师傅带徒弟已经是一个传统了。反贪靠的是经验，都要在实践中由师傅手把手地教。比如职务犯罪，突破口是口供，而获取口供的技巧书本上根本找不到，全靠跟着师傅学。

　　检察长翁跃强常说，要从长远角度考虑年轻干警的培养。所以，反贪大队成立后，凡是新来检察院的同志，都要先到反贪大队工作一段时间，跟着“师傅”学艺，一方面可以增加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可发现好苗子。

　　本报义乌7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