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琳等人访谈录（1）——相濡以沫58年（上篇）(图)

　　《永远的小平》讲述了一个朴素到极点的中国家庭故事

　　卓琳等人访谈录（1）——相濡以沫58年（上篇）

　　1　邓小平和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天……

　　卓琳：那时候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

　　我当时十三四岁，被选拔出来参加六十米、一百米等短跑项目。到了上海后，通知我们运动会不开了。领队和我们说，愿意回云南的就回云南，不愿意回的如果在外面有亲戚可以留下。我有一个表姐在北京女子文理大学念书，我决定去找她。领队和家里都同意了。我在表姐家住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补习班，报考女一中，住在女青年会。我在女一中上了六年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的四哥是一名共产党员，曾经到日本留学了一年。后来回国参加革命，我的革命思想的产生就是受他的影响。当时我四哥常把云南省省委书记带到家里来，实际上云南省委就设在我们家，他们常印刷一些进步的传单，宣传共产党的思想。我四哥还订了许多进步的期刊，如鲁迅、郭沫若等主编的。我常常去看，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父亲浦在廷当时很开明，曾经和孙中山在广东闹过革命。那时孙中山部队中有个姓范的，名字记不得了，带部队到过我们家。我父亲是商会会长，把他们招呼得很好，姓范的就把我父亲调到广东了。孙中山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又回到云南，办起了火腿罐头厂。

　　后来，我的大姐、二姐也来北京上学，我们住在一起。当时我们有个体育老师是共产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大姐写了一篇《妇女要解放》的文章登在杂志上。可是我们又从书上看到，社会解放不了，妇女也不能解放。没有我的两个姐姐，我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的大姐参加了民先组织，先到延安去了。日本人占领北京后，害怕日本人捉到我们，我们便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什么也没有带，先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最后到达西安。我对我二姐说：“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去延安，一条是回家。”我二姐要去延安。我说：“你身体不好，延安很苦，你去得了吗？”我二姐说：“我死也要死在延安。”我说：“那好，你既然有这样的决心，那我们就到延安去吧！”我们在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但是没有介绍信，八路军办事处不接待我们，我们在办事处大哭了一场也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就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当时胡乔木在西安附近开了一家抗日学生招待所，经过审查，批准我们到延安，我们三十多个人一块儿步行去延安。我的二姐身体不好，我们给她雇了一头毛驴，七天后，我们到达延安。

　　当时延安有一所抗大，我大姐参加了抗大学习班，和康大姐住在一起。我在我大姐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我和二姐进了陕北公学，因为表现好，我入了党。

　　2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琳：1939年秋，邓小平到延安来开会。他那时是一二九师政委，在太行山工作，还没有结婚，邓发想让他在延安找个合适的，就把他带到学习班来了。有一次我去曾希圣家，曾希圣说有人想和我结婚，问我愿不愿意。因为当时我还年轻，还想再工作几年。

　　曾希圣他跟我谈了两次我都不愿意。后来他自己就说，我自己找她谈谈可不可以。我说，可以。于是我们一起到曾希圣家。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23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后来在杨家岭毛主席窑洞门前，把两张桌子拼起来说：“今天我们会餐啊！大家都来会餐吧！”也没有说要结婚。当时李富春对我说：“你也认识邓小平，大家会会餐，现在给你们腾出个窑洞，吃完饭后你们一块儿回去就算结婚了。”当时有两对夫妻，还有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因为当时我有些勉强，没有什么准备，邓发就把他们的窑洞腾出来给我们，我们就在他们的窑洞里结婚了。

　　3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朴的方式，为邓小平和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卓琳：我们在延安结婚后，一块儿回到太行山。

　　邓朴方：那时妈妈随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司令。当时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妇女部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他说：“那好，那我让秘书给我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和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

　　所以，我就和他到了129师，住在一块儿了。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41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

　　4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要赶到那里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卓琳：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不准带家属，我不干。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允许带着家属。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再跟上。这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市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要治他们我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和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当时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课题，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

　　5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后来我给他当秘书”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解放后，邓小平任总书记，文件很多。当时有很多领导同志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公安局怕她们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她们本人并没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与其这样给公安局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邓小平也同意了。

　　卓琳：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当时中央领导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了，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就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

　　邓先群：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就是这样，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管。比如我大哥特别爱喝茶，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给。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邓楠：老爷子这个人非常有规律，他是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散步，几点干什么事，都非常有规律。他工作也非常有规律，而且劳逸结合，该工作的时候，集中精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这个习惯是做总书记的时候养成的。做总书记的时候非常累，如果他每个星期没有放松的时候根本就不行。

　　邓榕：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工作方法非常好。他不会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处理得很复杂，也不会事无巨细什么都要自己去办、自己去过问。他就是提纲挈领。他的工作方法绝对不是把什么工作都自己去做。他是把要做的事跟你交代清楚，你可以去发挥。这样也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去做。老爷子这里只有王瑞林这一个秘书，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加了两个值班的秘书。

　　邓楠：大家分工去做，最忙的是王瑞林，实际我妈就是管理文件，王瑞林要有什么事要出去或者干什么去，她就替他做一会儿。王瑞林是一天24小时住在办公室，离不开他，就他一个人，一个人24小时值班。

　　邓榕：可以说，爸爸、妈妈是同事，又是战友，又是夫妻。我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更正常、更家庭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化的家庭，更人性化。

　　目录

　　第一章 最后20年生活的地方

　　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普通胡同

　　花雨寄托长相思

　　邓小平办公室非常朴素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

　　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恋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后来我给他当秘书”

　　“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非常岁月……

　　“从来没见过父母红过脸”

　　“他们都是很真诚的人”

　　“她非常爱他”

　　第三章 亲情

　　惦念家中亲人

　　“你们要先洗洗脑筋”

　　待继母如生母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

　　第四章 儿女眼中的父亲

　　“我父亲觉得他对子女是有歉疚的”

　　从不讲自己的地位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从不高谈阔论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老祖烧水，我端水……他给邓朴方洗澡

　　他特别喜欢小孩

　　孙儿孙女绕膝，其乐融融

　　第五章 生活情趣

　　散步是多年的习惯

　　穿着特别简单

　　外出不准禁止交通

　　打桥牌只是一种调剂

　　一向喜欢足球

　　看比赛爱给人家打分

　　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

　　里度过的

　　酷爱大海

　　第六章 永远的怀念

　　1996年12月住进医院

　　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病床上看《邓小平》

　　1997年2月19日，亲人的最后告别

　　九州同悲

　　捐献角膜，骨灰撒入大海

　　他原想去香港看一看

　　香港回归——一个思亲的夜晚

　　思念到永远

　　《永远的小平——卓琳等人访谈录》一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编辑，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责任编辑吴晓桐。

　　卓琳是云南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女学生。这是投身抗日前在北京上学的姐妹三人：浦石英、卓琳、浦代英。

　　1939年秋天，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

　　一九四九年，邓小平、陈毅两家在上海的合影。

　　1939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孔原与许明在延安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这是两对新人结婚时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