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琳――当年看上邓小平是个知识分子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 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矗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在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染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战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折腾数回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现名。

　　从一个名牌大学的女生，到迈入革命殿堂的青年革命者，卓琳毫无畏惧接受战争的洗礼，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头三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进行中成长。卓琳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特殊时期共享“特殊待遇”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秘书。他要收起来的文件，由我负责存档。这些文件他看完后，我一一登记好，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有时忙，她和邓小平一直劳碌到深夜。卓琳就是这样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从不给他添乱、惹是非，从没想过从政参政，只是尽职尽心做好自己认定的份内的、力所能及的工作。

　　家庭的温暖，无疑有助于邓小平从容应对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波。风雨飘摇与境遇沉浮中，不变的是与他相伴永远的妻子儿女。卓琳与邓小平是一对性格迥异的夫妇，但他们心底深处有很多内在的东西是相通而融和的，两人默契着应对一切来自外界变幻的风云。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人身失去了自由，工资被停发，生活十分困难。邓小平有一件开司米毛衣，是解放初期他在上海工作时一个朋友送的。穿得久了，毛衣的袖子上破了一个洞。家里没有开司米毛线，卓琳就找了一些相近颜色的粗毛线，把粗毛线再分成细线，一针一线地把毛衣补好。

　　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卓琳给了邓小平许许多多的关心和抚慰，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当时有高血压的卓琳往往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因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那时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在厂时的活是折线圈，可以坐着干。卓琳看他一天劳动很累，就要给他搬个椅子坐坐，他说一旦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很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的拮据。于是，邓小平夫妇的生活水准明显降低了。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有一次，卓琳找到与自己要好的女工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药，请人买了些糯米。不多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他们在那里还开垦出了一块地，种些菜什么的。“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辣椒之类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总是照顾我。”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蜜蜂在花的周围来回飞舞。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收获劳动中带来的喜悦。

　　他们精心喂养的几只鸡也开始下蛋了。这几只鸡仿佛通人性似的，一看到邓小平夫妇劳动回来，就咯咯地跟上前来，仰着脑袋要求主人喂食。他们总是高兴地满足它们的要求。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象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不大管我们，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对我们来说，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异常的。”卓琳曾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结果自己三个子女也都相继选择了物理这门专业，而且考上的也都是北大物理系。从这一点，足见在潜移默化中母亲对子女的影响力之大。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在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爱喝龙井茶，比较贵，也爱抽点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一个陪着老爷子吃。可不久，老爷子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样菜，到了饭桌也叫老爷子“给你点、给你点”而处分了。最后，卓琳没办法了，就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余，心心相印，患难与共，两人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卓琳夫妇俩都非常喜欢孩子，同他们在一块倍感天伦之乐的温馨。自己的五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邓小平也喜爱大家庭中暖融融的气氛，喜欢一家人住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邓小平总是无比开心。他平常没什么话说，但跟孩子可有话说了，逗呀、抱呀。在邓小平晚年时，卓琳“规定”孙辈每天定时要看爷爷，要来亲爷爷，要来在爷爷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爷子还没起床，卓琳就把孙辈抱到他被窝里去陪老爷子。“他呀，最喜欢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他有事则专心地做自己的事，没事时就跟他们玩，或分发给他们一些巧克力。”在孩子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影响着孩子们，既亲切又威严。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一点给我耐心地讲。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对待史实一点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前不久，“打磨”了九年之久的大型故事电影片《邓小平》在全国600多家影院同时公映，观众深切感受到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卢奇是目前大家公认的最酷似邓小平的特型影视演员，一回摄制组到邓家大院拍戏时，有人指着卢奇问卓琳：“你看他像不像？”卓琳凝视着卢奇说：“没见过老爷子的人一定说很像，我与老爷子生活了这么多年，还是说他像。”老人还热情招待了剧组，曾指着一把椅子说，老爷子就坐这把椅子。片子出来后，卓琳认为演得不错，下了功夫，银幕再现了小平的晚年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