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将会比前任更尊重中国”

　　专家名单：

　　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A. Frankel），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前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

　　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顾问、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袁鹏，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

　　周世俭，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璟贝发自北京 举世瞩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究竟意义何在？其涉及的诸多重大话题究竟进展如何？中美双方对话的深意和效果几何？针对此，本报专访了两国的专家，一一解读。

　　“债务人必须对债主表示尊重”

　　《国际先驱导报》：从中美对话的阵容及国际媒体的报道来看，中美双方及国际社会都很重视此次对话，为什么？这次对话究竟有什么意义？

　　杰弗里：世界正在期盼着中美的“G2”可以在一些领域上起领导作用。这是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和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双边对话，所以这是一次比以往更受人瞩目、高期待的对话。我相信奥巴马政府会比以往的美国政府更加尊重中国。一是因为奥巴马自身的性格，他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比小布什更深，但是又不像小布什那么傲慢。二是中国经济发展持续让世界瞩目，美国比从前更依赖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债务人必须对债主表示尊重。因此，我想美国政府现在比从前更清楚得认识到这一点。

　　德怀特：这次会议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这是双方最高决策者的会晤，不同于以往峰会上的一两个小时短暂会晤，这次中美的最高层可以在较充足的时间内了解对方最高层的想法。

　　袁鹏：美国重视中国需要两面看，一方面，在形式上美国的确超规格重视中国。但另一方面，中国还要注意实质内容。美国给足了中国面子，但是最重要的是看美国是否满足中国的根本性需求，还是在实质问题上对中国提很多要求，但是对中国的要求却寸步不让。

　　“中国要掌握话语权尚需时日”

　　《国际先驱导报》：这次中美达成共识，要提高国际金融组织的效率和合法性，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权益。那么，中国如何才能提高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

　　杰弗里：中国可以在其权力范围内拒绝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多的资源，直到中国在IMF有更大的发言权为止。现在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由美国和欧盟垄断的国际金融组织的时代已经要过去，需要将配额和投票权重新分配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袁鹏：中国要提高在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首先在于自身经济实力的提高。而中国经济上去之后，还需要选择正确的战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实现自己的利益。现在国际金融组织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新的力量修补，而西方体系内也出现不同的声音，这就为中国在从中起重要作用提供可能。但中国要提高在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话语权，在短期内要实现还是不现实的。

　　周世俭：中国需要联合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呼吁与督促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而IMF要改革，必须通过85％的股权同意。因此，这些国际经济组织能否改革依然取决于具有否决权的美国。

　　“美鼓励中国投资还要看行动”

　　《国际先驱导报》：此次对话中，美国财政部鼓励中国公司对美直接投资，您是否看好这一前景？

　　杰弗里：美国过去对一些外国公司在美投资曾经处理得很不妥，例如2005年中海油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和2007年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拟投资美国的事件。但我相信现在的奥巴马政府比布什政府有能力处理好这些外国投资案。

　　袁鹏：我是“谨慎地乐观”。“乐观”在于美国现在赤字严重，许多公司面临破产亟需资金，因此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的干扰有可能减少。“谨慎”在于美国在中国资金进入美国市场还是有很多顾虑，担心会对本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周世俭：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我对这一前景并不看好。美国虽然嘴上说鼓励中国公司对美直接投资，中国公司也有此意愿，但是实际上美国的市场并没有对中国开放，美国的相关措施并没有到位。如果中国公司要在美投资，我建议可以涉足一些中国较为擅长的矿山﹑工厂等领域，而不宜投资美金融市场。

　　“对话有成果，斗争也刚开始”

　　《国际先驱导报》：经过对话磋商，中美之间达成一些共识，但是否还有存在着较大分歧的问题？

　　杰弗里：最大的争议是气候变化的议题。但是双方在一些敏感问题上也取得了成果。

　　袁鹏：在人权、气候能源问题上双方分歧大。在能源、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将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未来走向，中国必须处理好中国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的平衡，中国自身发展和中美关系稳定间的关系。弄清中美关系的稳定是目的还是手段。

　　周世俭：这次对话温室气体的减排是焦点。美国想要拉中国和自己一起减排，中国希望购买美国节能的技术，但是美国现在提出要中国花5500亿美元购买其设备而非技术。这场斗争还刚刚开始。

　　中美博弈四年搭起对话新平台

　　中美新对话这个大舞台的搭建之路可谓路漫漫其修远，期间是中美之间历经四年的博弈和磨合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周鑫宇发自华盛顿 纵横捭阖的国际关系尤如一场千年大戏，当前中美关系已越来越成为“核心剧情”。7月27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的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则为中美关系的大戏搭起了最新舞台。

　　然而，这个大舞台的搭建之路可谓路漫漫其修远，期间是中美之间历经四年的博弈和磨合。而仔细回味中美两国在搭台过程中的微妙博弈，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

　　佐利克开启“另类对话”

　　2005年8月1日，美国国务院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和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戴秉国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会见。就一次外交部门主要官员的双边会晤来讲，这场对话显得很特别。它似乎没有讨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除了用泛泛的外交辞令肯定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之外，会议的最重要成果似乎就是在肯定会议本身：双方共同表示要把这种对话模式固定下来，作为两国的正式外交机制延续下去。当时，少数最敏感的国际问题观察家立刻嗅到了这场“另类”对话背后的划时代意义。

　　一个月以后，佐利克看似脱口而出的一个名词让这场中美对话的意义立刻昭然若揭。佐利克解释道：美国希望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建立常规对话机制的目的，正是要把飞速崛起中的中国拉到身边，并引导中国按照美国的希望来扮演相应国际角色。

　　尽管这样的目的背后体现着美国一贯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居高临下的姿态，但它毕竟显示了美国政府主流决策者逐步放弃“遏制”中国的冷战思维，开始正视中国的实力与地位。这种新思维立刻得到了中方积极回应。中国外交部把中美之间这种新的对话机制称作“高层战略对话”。

　　6次对话后才获“正名”

　　可是佐利克等人的新思维立刻召来美国国内鹰派的激烈反弹。美国在东亚等地区的传统战略盟友也开始担心中美关系的发展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为了平抚反弹情绪，美国国务院只称中美之间的新机制为“高层对话”，决口不提“战略”二字，以捍卫“战略对话”这个只在盟友之间进行的特殊待遇。于是，从2005年8月到2008年12月三年间，中美总共举行了6次带有明显战略意义的外交部门高层对话，全部是双方各称一名，可谓是“言顺而名未正”。

　　不过，变化也在悄然孕育。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显露，新上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提出建立中美经济部门之间的部长级对话。中方积极响应，并最终将对话命名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次美方之所以放弃了“名号之争”，一方面是“经济战略”本身局限于一个领域，没有那么大的刺激性；另一方面更与中国经济地位加速提升，美国对中国所求越来越多有关。

　　“战略”曾让位“经济”

　　虽然美国终于给中美之间新的经济高层对话加上了“战略”二字，但它的战略性显然不像两国外交部门的“高层战略对话”那样纯粹。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加大，“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很快成为美国向中国金融和贸易政策施压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了双方经济交往的平台。2006年到2008年间，五次中美战略对话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巨额的贸易签单、美国媒体喋喋不休地纠缠汇率、贸易赤字问题，最后就是本来打算成为外交战略家的保尔森里外难做人、不得不沦为高级谈判代表的苦脸。

　　尽管数年来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成果累累，但对于保尔森来讲，在美国政治的大背景下确实可以说是在苦苦支撑。随着布什政府的下台、保尔森的离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能否延续，在中美两国都产生过很大的怀疑。

　　新政府新姿态新高度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出台了巨额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对中国资金和政策依赖也达到了顶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奥巴马在2009年4月G20峰会期间达成共识，要将中美两个战略对话延续下去，并整合成为“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统一平台。对话的级别也从部长级提升到了“内阁级”。这是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对前任对华政策的继承和提升。在这种全面战略对话平台上，美国似乎也放软了居高俯就的姿态，中美战略对话进入更加平等、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正如BBC记者布鲁克斯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所说，奥巴马在开幕式的演讲点明了为什么现在是美国需要中国。这被舆论认为是“美国总统在多大的程度上认定中国对国际议题的重要性，也将对塑造其政权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

　　在新的力量对比和政治背景下，只有美国向中国提要求的“半场攻防”现象肯定会逐步改变。然而，要说中国在新对话中“反守为攻”，则既对力量变局言之过早，也不切合双方战略交汇、平等对话的共同主题。

　　先驱评论：美国亚洲政策脚踏两只船

　　【作者】隗静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美国脚踏中日两只船，如果中日为向美国“争宠”而争执不休，坐收渔翁之利的只有美国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7月28日，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顺利闭幕。几位日本记者似乎比与会者还紧张，他们最关切的问题是：如此盛大的规模，美国是否已经决定放弃日本而选择“G2”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日前，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迈克-格林对本报记者的一席话颇具启发意义。

　　格林指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出席对话开幕式时，提到中美关系是“和世界上任何双边关系同样重要的关系”，而不是布什政府时期所用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奥巴马的谨慎用词反映了对其他美国盟国，包括日本的照顾。

　　格林认为中美关系和美日关系对于美国都很重要，但是性质不同。中国是新兴大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正在上升。这给二战后以欧美日为主导的国际关系带来挑战，因为中国在治国理念、对外交往上都有所不同，美国目前仍无法判断中国未来“将向何处去”。而日本是美国熟悉和信任的伙伴，因此被认为是可以信任的“圈内人”。格林直言不讳地说，美国需要日本，“需要日本的基地；需要日本经济保证亚洲经济的稳定与成长”。

　　格林曾大量参与布什政府亚洲政策制定，包括推行“加强与中国交往但同时维护亚洲权力平衡”的策略。他认为目前奥巴马政府在亚洲政策上大部分沿袭了同样的思路，既有“G2”中强调中美合作的因素，也不乏发展“环状盟友链”牵制中国影响力的内容。

　　最近，在华盛顿发生的另一次秘而不宣的“中日较量”，是美国驻华、驻日候任大使同时出席参议院的提名听证会。听证会当天，众多日本记者扛着“长枪短炮”，把驻日大使提名人约翰-鲁斯层层围住，似乎在为他“造势”。两位候任大使也不示弱，鲁斯请来两位前驻日大使（包括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和一位前参议员作为他的推荐人，而候任驻华大使洪博培则请来三位现任重量级参议员，包括前总统竞选人麦凯恩，做他的推荐人。看上去似乎势均力敌，但是旁观者和记者的多数目光仍然最终落在洪博培身上。

　　洪博培是奥巴马提名的众多驻外大使当中唯一在白宫单独接受总统提名的。格林是洪博培的“粉丝”，说他“代表了所有我们希望一个总统所具备的条件”。曾在白宫工作的格林点评说，相比之下，鲁斯只能算是华盛顿的“圈外人”，他只是凭借筹资数目获得大使提名的。

　　格林说，鲁斯还需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相处融洽，才可能及时就日常的美日关系进行沟通。在这方面洪博培又占了上风。他和现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多年前是在美国贸易代表处的同事，而他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期间已经对美国国务院的工作流程非常熟悉。

　　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在两次对比中都占了上风。不过，30年的中美关系和近60年的战后美日关系相比，在实质上及成熟程度上仍有差距。而且，如果中日为此争执不休，坐收渔翁之利的只有美国。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