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到东京，大约2100公里；从北京和东京到华盛顿，都是约11000公里。这是中美日三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可以构成一个大体等腰的三角形。不过三国之间的政治距离却与地理距离不同，更不是一成不变。

　　稳定的一边与变化的两边

　　《环球》杂志记者/辛省志 实习记者/张英 谢秋玲

　　美日基轴

　　地理上，北京与东京最近。

　　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随后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日本纳入了美国的联盟体系。冷战期间，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前哨和战略基地。日本在外交上也奉行追随美国的政策，采取敌视中国的立场。

　　冷战后，美日同盟并没有随着苏联消失，反而得到了强化。1996年，两国首脑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决定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次年通过的新“指针”将日美联合防卫地区从“远东地区”改为“日本周边”地区。日本政府将“日本周边地区”解释为可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将包括亚太地区，甚至还包括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这大大扩大了两国防卫合作的地理覆盖，使日美同盟从地区性的军事同盟扩展到亚太甚至更大范围。从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第二任期起，美日建立了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2+2”会议），协调两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任时强调，“日美关系越紧密，日本就越能同中韩等亚洲各国、乃至全球各国构建良好的外交关系”。在2006年6月对美国进行“告别访问”时，小泉更曾提出“日美全球同盟”新理念，强调“日美全球同盟”的重大意义。

　　这一时期，日美关系从过去的“美主日从”的依附与依赖关系逐渐向相互支持、共同谋求东亚霸权的全面伙伴关系演变：美国利用日本遏制中国，日本依仗美国抗衡中国。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随着中国国力的逐渐强大和在全球地位的上升，美国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对《环球》记者说：“美国仍然把日本当作其亚洲政策的基轴，日本也把日美安保条约作为其安全战略的基础。”

　　今年2月18日，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首次出访东亚，将首站放在了日本。访问期间，希拉里多次强调美国一如既往地重视同盟国日本的立场，两国同盟关系应进一步强化。

　　中美成为“利益攸关方”

　　与美日关系相对稳定相比，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谓充满戏剧性。

　　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是亲密盟友。但是战争结束后，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对内战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采取了敌视态度。20多年时间里，从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到台湾海峡，新中国与美国经历了几场热战和冷战的对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北京首都机场“把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伸向中国总理周恩来。中美关系从此走向正常化，并在1979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不过，中美两国的接近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敌人”——苏联的基础上的，当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时，中美关系又面临变数。“美国一些人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冷战胜利，中国不再具有战略价值了。”金灿荣说。

　　1992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刚一上台，就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将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并在当年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反华议案。美国还对其台湾政策进行了重新评估，允许台湾官员访问美国。1995年，美国更是允许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到美进行所谓“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中国政府当即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当时的驻美大使李道豫回忆说，李登辉1995年6月9日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政治色彩浓厚、实质上宣扬“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政治性演说，6月17日，李道豫回国述职。而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也任满回国，中美关系实际上降到代办级。此外，为了表示抗议，中国政府还停止了中美之间一切高层往来。中美关系降到了建交以来的低点。

　　但是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使美国无法忽视中国。中美关系的恶化在美国引起了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讨论。讨论之后，对华接触政策最终占了主流。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1998年，克林顿回访中国，两国确定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进入新世纪，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增多。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商品和巨额美元储备为美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良多，两国经济已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同时，美国发现，在反恐、贸易、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上都离不开中国的支持。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中，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利益攸关方”。2006年3月，美国公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确认了“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标志着美国布什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共识。中国则回应，中美不仅仅是“利益攸关方”，更是建设性合作者。

　　自2005年8月开始，中美双方建立了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机制，就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磋商，以确保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协调合作。

　　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也将中国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金灿荣说，“奥巴马上台后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比以前任何一任美国总统上台时都要高”。奥巴马曾多次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今年4月1日，在伦敦20国集团峰会上，胡锦涛和奥巴马首次会晤，并决定将目前两国间的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合并、升格，举行更高级别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日本：矛盾的对华观

　　二战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曾长期追随美国。但是尼克松悄悄改变对华政策、事先未对日本泄露任何消息的“越顶外交”让日本政坛大为震动。日本于是迅速改善对华关系，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政治关系也相对稳定，即使在美欧等国纷纷制裁中国的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对华态度也是西方国家中最为温和的。

　　然而，当美国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开始改善与中国关系时，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反而出现了反复。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怀疑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在日本国内沸沸扬扬。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供奉有日本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进入长达5年的冰冻期。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中日关系开始解冻，但2006年11月，当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仍提出了新外交构想，试图推行“价值观”外交，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东南亚和中亚的“民主国家”加强关系，建立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

　　对此，金灿荣认为，日本之所以对中国抱有怀疑、戒备的心态甚至是像小泉一样直接采取对抗的行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不能接受中国迅速崛起并可能超越日本的现实。“不过，现在日本已经意识到中国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虽然日本对此感到‘不开心’，但是也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也对《环球》杂志记者指出，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认为中国的崛起在安全方面会对日本带来威胁，为制约中国，除了依靠日美同盟外，还要在国际上构筑更广泛的同盟，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日本既要坚持日美同盟，同时也要重视中国和亚洲地区，可以考虑在日美同盟框架内实现中美日一定层次的对话，加强中美日战略协调，而不是和中国对抗。“这两种观点是并存的。麻生主张第一种观点，不过现在这种主张行不通，而中美日协调是可行的，在日本国内也没有阻碍，”刘江永说。

　　而中美关系的不断密切，也使日本感到自己有可能在国际格局甚至是东亚格局中被“边缘化”。一种紧迫感促使日本努力加入中美的“圈子”。

　　不过，日本内阁7月17日通过的2009年度《国防白皮书》仍然对中国海军的发展表示“关注”。日本矛盾的对华政策观也许可以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