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华访谈。备受关注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8日在美国华盛顿落下帷幕。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袁鹏，为我们深度解读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

　　您好，袁所长。

　　袁鹏：你好。

　　主持人：中美两国经历过5次战略经济对话，此次是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个“与”字之差您觉得这一对话机制的“新”在什么地方？

　　袁鹏：首先，过去是两个机制平行的：一个叫中美战略对话机制，是从2005年开始的；还有一个是中美经济对话机制，是2006年开始的，这两个机制以前是平行进行，每半年开一次，这次新就新在把这两个机制合二为一。

　　第二个新就新在级别比以前提高了。以前战略对话机制的美国代表是常务副国务卿，也就是国务院的二把手，这次是美国国务卿亲自上马，级别比以前有所提升，而且级别提升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中方派出了十个部长级官员，美国也有十几个内阁级官员，再加上其他上百位高官，奥巴马总统还亲自在开幕式上发言，胡锦涛主席致辞，由此可见这个级别也是空前的。

　　第三个新就是在于对话的整体气氛好。跟历次对话不同，这次对话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多谈合作、少讲分歧，多展望未来，少纠缠过去。比如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开幕式致辞中引用了姚明和孟子的话来阐释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希拉里、盖特纳都大秀中文，各自用一些中国的成语，希望拉近彼此的距离。王岐山副总理和戴秉国国务委员在回应的过程中也是妙语连珠，回顾过去交往的历史。

　　戴秉国国务委员和希拉里国务卿还谈到了孙辈，希拉里还建议下次对话双方带上子孙的照片，意在强调，对话的目的既为现在，更为子孙后代。从决定明年在北京召开第二轮对话，到签署气候、能源、环保合作备忘录，从宣布全面恢复两军交流，到共同承诺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这些都体现了双方的合作意识和大局意识。

　　这种和谐的气氛为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营造了良好的开端，为今后第二轮、第三轮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奥巴马在开幕致辞中引用了姚明的话，这句话是："无论是新队员也好,还是老队员也好,都需要时间互相磨合。"您认为现在中美两国主要在哪些方面需要磨合呢？

　　袁鹏：第一个磨合是人的磨合，也就是中国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团队的磨合。尽管胡锦涛主席跟奥巴马总统今年4月1日在伦敦G20的峰会有过首次的接触，但是比较短暂；希拉里、盖特纳包括能源部长、商务部长都曾访问过中国，但是中国对于美国新政府总体的外交观念、对华政策，内政外交思想的理解还不够，双方也缺乏深入的沟通。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让双方大规模的人马有机会齐聚华盛顿，最主要的意义还是和新政府的人员进行磨合，奥巴马新政府的团队同样也需要跟中国政府的官员和领导人进行磨合和沟通。

　　第二个磨合就是问题的磨合。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相对于过去的对话机制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双方更多的是集中在目前的国际经济衰退、全球反恐形势严峻等问题上，在现在这样微妙的时刻，双方需要把各自关切的新的问题拿出来磨合。美国提出他们新的关切：气侯变化、反恐、核不扩散等等；我们也提出我们的新的问题比如：在美资产安全等等。经过磨合双方找到对话的焦点，并寻找一个基本的对话的共识。

　　最后一个需要磨合的就是媒体与这次对话之间的磨合。在此之前，国际上很多媒体把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与“两国集团论”、“中美共治论”联系到一起，怀疑中美在一起是否要共治世界。实际上通过这两天的对话，中美双方都有意识地向全世界传递一个声音：首先，我们的对话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二是要承担世界的责任；三是对话高度透明。经过媒体与对话之间的磨合后，通过国际媒体的报道，全世界对中美这样一种对话形式也有了全新的理解，打消掉了他们对中美G2的疑虑和担心。

　　主持人：本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之后,中国代表团提出了美国国债风险问题。美国财长盖特纳承诺，美国政府将在未来4年里缩减预算赤字，以打消中国的对持有美国国债疑虑，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袁鹏：首先中国在美资产安全性的问题是中方这次对话重中之重的关切，因为我们8000多亿美国国债是攥在美国人手里，加上我们还有其他一些机构债券等等，有上万亿美元，这些资产今后会不会因为美元的贬值而缩水，会不会因为美国国内的金融改革受到影响和冲击？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关心的，更是中国老百姓关心的，所以我们这次把这个问题摆在非常重要议程上。

　　这次对话，中国也是反守为攻，在美元资产问题上要求对方给出一定的承诺，美方也深知中国的担心，所以也尽可能地做出一些承诺。比如承诺到2013年美国的预算要实现初步的平衡；承诺美国要尽快地改变金融规则，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承诺中美双方共同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同时美国也利用不同的场合，包括采访、双方私下的交流、甚至晚宴上向中国表示是美元还是坚挺的，美国的经济未来还是很看好的，所以如果你们看好美国的经济和前景的话，你们在这方面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当然，美国没有像中方想象的那样，给你白纸黑字做出承诺保证你的钱没问题。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元的地位是否稳固还有美国今年能否走出金融危机很难说准。

　　但是通过这次对话传达了一个比较积极的信息，同时也通过间接的方式向我们做出了一定的承诺。当然，我们一方面乐见其成，同时也不应该因为美国的口头承诺而放松了对美元资产持续的关切。

　　主持人：我们知道，这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还有一个积极成果就是中美两国同意全面恢复两军交往，您怎么看待这个恢复呢？

　　袁鹏：这是本次对话的成果之一，这次对话看起来是“二合一”，但是同时在具体的对话过程中又是“化一为二”，就是战略对话与经济对话分头进行，如果说经济对话的重头戏是在金融资产安全、贸易保护主义等等方面，那么战略对话的中心就是打消彼此的战略疑虑。其中具体的成果就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宣布两军关系全面恢复。

　　主持人：“全面”恢复是个怎样的概念？

　　袁鹏：两军关系全面恢复就是双方进行各种军事方面的沟通与合作，包括海上安全磋商机制、防务安全磋商机制等等，从而让军事关系赶上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实现相对均衡的发展。

　　两军关系之所以出现全面恢复的说法，是因为布什在任最后一年的时候，中国由于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中国停止了中美军事交流，使得中美军方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缺乏深度的沟通和交流。这个状况其实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在南海出现了多次摩擦，或者是潜在的摩擦事件。而且在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还有未来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安全的合作，以及如何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一系列紧迫问题上都需要中美共同的努力。

　　如果缺乏沟通，还会有一个弊端就是对对方的战略意图存在潜在的想象，比如美国会担心中国建航母。最后就会导致双方政治经济关系很好，但是军事安全关系滞后，双边关系就出现不协调的发展。

　　主持人：现在中美仍然面临能源和气侯变化的问题，两国这次草签了能源谅解备忘录和在气侯变化方面也达成了一些协议，那您如何评价中美草签能源谅解备忘录呢？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

　　袁鹏：这次对话最抢眼的一个具体成果可能就是双方在各自都很关切的气侯和能源、环保问题上达成了这么一个备忘录。气侯变化在奥巴马的对外议程里是排在重中之重的。是因为气侯变化问题关系到他能不能在非传统安全议题里面占据话语权和主导权。由于过去布什不太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在布什时期，话语权和主导权一直被欧洲人攥在手里。同时也因为气侯变化问题，直接为奥巴马在国内搞新能源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如果不重视气侯变化何谈新能源开发呢？这是相辅相成的。而新能源开发又直接关系到未来五到十年美国能不能有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内外两个大局兼顾起来，气侯变化的问题在美国排在很重要的位置，年底哥本哈根会议能否取得成功也直接关系到奥巴马的政治命运。

　　与此同时中国对这方面也很重视，尽管中国的重视程度和奥巴马相比没有抬到第一位的高度，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是一个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但是这些年中国也深切意识到气侯、环保、能源也是中国不可回避的话题，也是中国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中心环节。

　　所以在这方面，中美还是有共同的利益和诉求的。中美虽然有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但是由于双方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发达程度不一样，所以在如何合作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比如美方要求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减排，提出减排的时间表，中方显然很难做到这一点；而中方如果强调人均排放、历史的责任等等，美方又会觉得中国是以此来推卸责任，那么如何找到共同但又有区别的责任是这次对话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次签署了一个备忘录，所谓备忘录不是一个正式的协议，因为差异和分歧还是相对比较大的，通过一次对话可能很难彻底的解决，但是它的意义在于，中美双方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就力所能及的范围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为未来一段时期进一步推动并达成最终的协议提供坚实的基础，同时共同为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做出中美双方应有的努力。

　　这里面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就是：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去体现我们的减排的义务和开发新能源的意愿，同时美方也承诺尽可能地给中国一些技术上的支持，以技术换减排、以技术换中国的承诺，实现双赢。

　　主持人：有媒体说，在这次对话中，没有特别强调美国经常提的人权问题，那是不是说在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中人权问题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呢？

　　袁鹏：其实人权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不分政府和总统的，它就像一个基本理念一样，一直都很重要的，所以在美国的对外战略里，安全、经济、民主人权是同等重要的。如果经济和安全状况好的时候，可以大讲人权，如果经济安全状况差的时候，就把人权摆在第三个位置。奥巴马上台的时候由于国内面临的金融危机，国际上面临阿富汗、巴基斯坦反恐问题，所以相对人权就摆在第三的位置，尤其在布什时期，他把人权摆在无以复加的地步，奥巴马也要表示出和布什有所区别。

　　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都离不开中国，在这个时候去大谈人权显得不合适宜，也不符合奥巴马的巧实力外交。所以从希拉里今年二月份访华开始，所有的美国高端访华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尽量地把人权问题淡化、弱化，甚至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这么一个过去高谈人权的人，这次到中国来也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气侯变化和能源问题上。所以出现了这么一个新的取向，千万不要以为美国已经把人权问题搁置在一旁，甚至忘记了。人权、民主、宗教、意识形态等等问题始终还是在那个地方的，只是因为轻重缓急相对滞后而已。

　　主持人：有些矛盾，比如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军事战略上的矛盾需要深层次的的对话。

　　袁鹏：对，对话很重要，但是对话只是彼此加强沟通和交流，不能实质地解决双方深层次的矛盾，何况一次对话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中美过去发展的一个经验就是持续不断的对话，对话总比不对话要好。

　　主持人：美国把这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提到了十分重要的级别，有很多网友认为美国这么重视这次对话，中国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说美国是不是在忽悠中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袁鹏：我也注意到无论是网民、媒体还是严肃的学者，都提醒中国的领导人、中国政府，不要被美方的这种高规格、谦卑甚至讨好似的语言所蒙蔽，以致于在这种和缓的气氛中换取了你的实质利益。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方面看，一方面中国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清醒的，清醒地知道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也不会因为他的几句好话和和缓的气氛就松动我们的利益，否则怎么会在气侯、能源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坚守自己的利益呢？否则我们怎么能在资产安全问题上提出要求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美国方方面面的变化，尤其奥巴马奉行的巧实力外交和微笑外交，他最终的目的还是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他微笑的背后，原则和基本立场还是没有松动的。所以今后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我们也要更加的聪明，他巧你也必须得巧，这时候双方就能在对话、握手的同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本国的利益。

　　主持人：也就是说我们的对话体制不仅仅是为了搞好关系，为关系而关系，最终还是为了国家利益。

　　袁鹏：对，我们现在有一种误区，对话的主要目的是稳定关系。稳定关系当然很重要，但是稳定关系的目的是什么呢？无非还是要实现国家利益，不能为了稳定关系而稳定关系。你要稳定关系，很容易，只要我们有更多的让步，关系就稳定了，问题是稳定关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且稳定关系也有它本身的目的性。

　　中美关系一旦稳定下来就会产生很多边际效应，它稳定后，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的建设和改革上。中美关系稳定也会带动其它一些双边关系相应地跟上，比如中美关系稳定了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相反如果中美关系不稳定，美国可能会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向美日同盟、美欧、美印，所以稳定本身有着积极的效果。

　　主持人：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之前，我们就听到一些不太乐观的声音，就是说对话不一定会取得太多的实质性成果，那么现在这个对话已经结束了，您如何评价这次对话的成果呢？

　　袁鹏：这次对话，我觉得如果从成果来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实”的方面，一个是“虚”的方面。

　　实的方面包括几个：一是双方共同决定明年在北京举行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对话正式地走向机制了，一次对话不能叫机制，两次、三次才可以，这样就把这个对话放在了机制化的轨道上。二是在气侯、能源、环保方面签署了备忘录，使得中美共同关心、有着共同利益但又有显著差异和区别的方面尽可能地达成了初步的共识，为下一阶段中美在这一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基础。三是中美共同承诺维护彼此和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客观上相当于间接地使得中国在美资产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承诺和保障。四是在安全战略领域宣布两军关系全面的恢复，使得中美的军事安全关系重新步入了一个正常的轨道。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但这些是相对比较实实在在的成果。

　　我觉得更重要的成果可能是在相对虚的方面，为什么把虚的方面也作为重要的成果呢？因为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双方高层在一起碰头，显然他们的主要功能不是去解决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的，要解决问题有其他的60多种对话机制去解决，他们的主要任务和功能就是为双边关系确定一个基调，指明一个方向，划定一个基本的议事日程，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然后增强彼此的战略互信，在这点上我觉得首轮对话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彼此的战略互信有了明显的提升，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缺的不是对话交流和经贸互利，也不是战略合作和安全合作，而是真正的战略互信。由于互信不足，双方猜测对方战略意图，并因此限制更深层次合作的展开。中美关系要突破合作的瓶颈，必须首先从深化战略互信上下工夫。戴秉国在闭幕晚宴就说，战略互信不是抽象的，它是人与人之间、官员与官员之间、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友好关系的累积。

　　其次，我觉得就是塑造了一种合作的氛围，以前更多的谈的是分歧，现在更多的是谈合作，把分歧放在一边，能合作的先合作起来，这就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调。第三，我觉得就是为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设定了一个框架，配合今年4月两国领导人关于“构建面向21世纪的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定位，新定位和新机制的相互配合为中国和奥巴马新政府的磨合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确实是一次气氛热烈、富有成果的聚会。此前国际舆论的预期多少有些保守。而对话之坦诚与透明，既讲双赢也谈共赢的精神，也令国际社会对"中美共治"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主持人：今年也正好是中美建交30周年，您认为中美之间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袁鹏：应该说现在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从2001年到今天，中美关系已经持续了八年多时间的稳定，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可能是空前的，如此长的一段时期中美之间没有出问题，没有重大的摩擦，以致于有人认为中美关系是不是已经进入了战略稳定的时期？我自己认为虽然现在还很难说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个状态应该说是历史上少有的。既然是少有的我们就应该珍惜它，应该去总结过去8年为什么能够保持稳定的经验，然后把这个经验牢牢地记住，去塑造未来更长期的稳定。

　　谈到经验，一方面中美建立了很多机制，包括这次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等60多种机制，使得中美始终在对话交流，尽可能地增进释疑和减少摩擦；第二个就是中美深化利益的捆绑，尤其是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现在已经实现了一种深度的相互依赖；第三方面就是善于抓住机遇，尤其是“9·11”事件，“9·15”金融海啸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判断，美国反恐确实是真的，尽管背后有其他的大战略，我们没有因为背后的大战略忽视了和美国的合作；“9·15”金融海啸后很多人认为这是不是美国的阴谋，中国政府很快地做出判断，美国确实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伤害。把握住了这两次重大的机遇后，把合作作为主调进行推进，这样就使两国关系朝着积极面前进。

　　这些经验非常珍贵的，今后如果把握住这几条经验，我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还是比较看好的。因为只能往好了看，不往好的看就会演变成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重演大国冲突的悲剧，如果总是想到这些问题，中美关系只能是一条死胡同，因为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想法就会使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到达水火不容的地步。

　　正像奥巴马的观点：如果以“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的观点来看的话，就可以把原本属于结构性的矛盾，通过一些方法解构。所以首轮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亮点主要是在后者而不是前者。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有理由相信，明年北京的第二轮对话将取得更加实质性成果。

　　主持人：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就要结束了，谢谢袁所长给我们带来的深度解读。

　　 袁鹏

　　袁鹏，男，1966年生，湖北宜昌人，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美国人民友好协会理事；美国《ChinaSecurity》杂志编委会成员。

　　袁鹏研究员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亚太安全等。出版《美国思想库及其对华倾向》、《中美战略关系新论》等著作。发表有重要影响论文数十篇。曾于2003年－2004年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999年－2000年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做访问学者。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