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邓小平奉中央调遣，到北京工作，全家老小跟随他一同来到北京。

　　在从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女儿邓楠问他：“在四川的时候，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你是什么呀？”

　　邓小平趣地回答说：“脚掌”。

　　这就是邓小平，他从来不跟孩子讲自己的地位，孩子们也不知道父亲的官有多大。

　　邓林说：“说句实话，那时对于父亲的了解真是太少，太少。他的职位有多高，他的权力有多大，我们都不大清楚，也不太关心。”

　　邓楠说：“在八一小学读书的时候，同学们经常在一起比，比谁爸爸的官大。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不知道爸爸是不是个官儿，官儿有多大。直到有一次，有一个同学问我："哎！你爸爸是谁呀？"我说"我爸爸是邓小平。"他们听了都目瞪口呆，说："哎呀，原来你爸爸是邓小平呀，是那么大的官儿呀。"我这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的官儿那么大呀？！”

　　邓小平和卓琳从不娇惯孩子。邓林、邓朴方、邓楠都是在寄宿学校上小学，学校远在北京郊区，邓小平从不准司机接从他们。无论是周一早上赶去学校，还是周末从学校回家，三个人都是自己乘共公汽车。上中学以后，三个人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

　　“文化大革命”之前，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经济上不太宽裕，几个孩子都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老大长高了，衣服小了，就让老二接着穿。短了接一截，破了，补个补丁，接着穿。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邓小平和卓琳配合地非常和谐、默契。教育孩子的具体事情，邓小平从来不管，全权放手，交给卓琳。他相信，妻子有能力教育好每一个孩子。邓林说：“我爸爸认为我妈妈做什么事情都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我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我妈妈立刻心领神会。”

　　但是，学期结束时，邓小平要看一下每个孩子们的记分册。对每个孩子的情况，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都要心中有数。

　　邓楠说：“父亲教育我们从来不用说教，不讲大道理，都是潜移默化中。比如管我们学习，就是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对我来讲，为了学期末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好、表现好。他看一下，大多表扬，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我们家孩子都学习好，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学习也都很好。”

　　“父亲不过于看重课本，不过于看重书本知识，他希望我们知识面广。”“父亲曾经说过，退休后想当一名地理教员，这跟他平常喜欢查看地图、学习地理知识有关。父亲有个习惯，带我们外出时之前，一定要先看地图，再用红线划出出行的路线图。每到一个地方，他都随身带着地图，随时可以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的方位我想，这是他早年戎马生涯留下的生活印记。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的地理都学得都很好。”

　　“父亲干事非常认真，遇到不认识、不清楚的字、词，就要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这也就培养了我们爱查字典、查词源、查辞海、查康熙字典的习惯。我们很小就学会了拼音，都他教的。”

　　邓小平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体育、艺术、京戏等等，他都喜欢。担任总书记期间，邓小平看过芭蕾舞，听过交响音乐会，看过歌剧、话剧等等。他还要喜欢看体育比赛：乒乓球、篮球、排球、足球、体操，只要是有体育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他都要到现场观看。几个孩子从小就跟着他看演出、看比赛。

　　邓林说“父亲平常看各种演出时都带着我们。所以我们家的孩子知识面就比较宽，爱好也比较广泛，什么都能说上来点儿。”

　　　　邓小平守时守刻，守信用，约定了时间，从来不迟到，也从来不等人。担任总书记十年间，邓小平经常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是准时开始，准时结束，从不占用大家吃饭的时间。

　　到了晚年，邓小平会找一些人到家里开会或谈话，也是一到中午12点就结束。他很为别人考虑，怕影响别人的生活规律。

　　带孩子们外出看戏看体育比赛，邓小平从来都是说好几点几分走，就几点几分走，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有时，孩子们看看表说，时间快到了，走吧？邓小平看看表说，还有一分钟，再等等。

　　如果有那个孩子到了该出发的时间还没有到，邓小平是绝对不会等的。邓楠说：“有一次去外地，是要坐火车去。我一看时间还没到，大家还没走，就回屋接了一个电话。等我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全都走光了。爸爸是绝对不等人的。”

　　“我们家吃午饭的时间是12点，晚饭是6点30分，这是我们家几十年如一日的习惯。爸爸是准时到了饭厅以后就吃饭，你去晚了他不会等。他从来不等人，也绝对不等人。”

　　日本入侵中国，打断了卓琳在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业，毁灭了她所追求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和平年代，卓琳把对科学的追求融入对孩子的教育。几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给他们讲各种的科学常识。孩子们上小学后，每个周末，她都要举办个家庭“论坛”。有时，她给孩子们讲解从报纸和杂志上了解到的科学信息，诸如什么核裂变，连锁反应等等。有时，她会出个题目让让孩子们讨论。尽管邓榕、邓质方年龄小，听不懂那么深奥的道理，也得坐在一边儿听！孩子们一边听，一边议论，有时还会争论不休。这个家庭论坛，让几个孩子获益非浅。后来，邓小平和卓琳的五个孩子中，邓朴方、邓楠和邓质方三人，都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

　　每个星期天，卓琳要为孩子们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参观、郊游、看电影等等。有时，她还带着孩子们一起种花、种菜，教女孩子们打毛衣，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生活自理能力。

　　邓小平喜欢打桥牌，卓琳自己先向他人请教，学会了以后再教孩子们。所以邓家的五个孩子都会打桥牌，都能陪父亲打上几圈。不过，论牌技，还是邓朴方和邓楠的水平比较高，多年来他们一直是邓小平的好搭档。

　　邓林身体多病，学习有些困难，曾几度休学。卓琳鼓励她说：“要发愤图强。”邓小平说：“不是要发"愤"，你不是跟谁生气。你应该奋发图强，自己振奋起来，争取好的成绩。”

　　邓林说：“爸爸的话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成为我多年来争取进步与成功的动力。妈妈为了我的学业费了许多心思，最后给我请了一位中国画老师，让我学习中国画，既能适应我的身体条件，又能充分发挥我的特长。今天，我能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成为一个画家，我十分感谢我妈妈为我所作的选择和安排。”

　　“现在想起来，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多么幸福、美好！我们无忧无虑，我们快快乐乐，我们学习都非常努力。几个弟弟、妹妹在学校都是优秀学生，还当学生干部。回到家里，我们感到温暖，充实。”

　　邓朴方同志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复杂政治的背景下，使他成为一个高位瘫痪的残疾人。这些年，他腰上打着钢板，坐着轮椅，不顾病魔的折磨，忍着难以想象的疼痛，下基层，做调查，搞研究，风里来，雨里去，不畏艰难，想方设法，为中国6000万残疾人的康复，能够正常生活、工作，呕心沥血，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2003年10月10日，联合国将“人权奖”授予他，这不但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荣誉，全世界6亿残疾人的荣誉，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将“人权奖”颁发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将这项奖励颁发给朴方，他是受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