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使得中国东部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开始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寻求新的增长之道。上海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一直以两位数的增长领先全国。1989年，上海的人均GDP还是5000多元人民币，到2008年，这一数字变成了73124元人民币，突破了“一万美元大关”。但是上海来不及分享这一数字的突破所带来的喜悦。今年上半年，上海以5.6%的增长，落后于全国7.1%的平均水平。（7月29日《瞭望东方周刊》报道）

　　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市上半年的GDP增幅首次低于全国水平，很多人表示了深切关注，甚至是忧虑。站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关口，我倒认为此举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勇气和调整胆略。

　　长期以来，由于GDP就是衡量地方政绩、发展水平的权威杠杆，我们对GDP已经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惯性思维，只能攀升，不能降低，降低就意味着发展减缓、经济落后等。这种量化考核在强化了“发展至上”的经济原则的同时，也容易出现一哄而上的“GDP崇拜”，一切向经济总量看齐，只要总量，而忽略了经济质量，于是就出现了屡见不鲜的“黑色经济”、“污染经济”、“高耗能经济”等，我们得到了产值，却将精神质量、生活质量和幸福保障给淡忘了，其结果是，群众有钱了，却不够幸福；社会发展了，矛盾冲突却不断增多。这说明，一味强调“GDP崇拜”，地方行政长官调整经济结构的信心、决心和愿望就不会底气十足，主动积极，就可能会让位于那些立竿见影的“污染经济”。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目标，也不符合又“好”又“快”的经济总目标。

　　上海市的“落伍”，除了外向型经济的因素，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较深外，更在于上海正在进行产业结构，淘汰了“两高一资”企业，“通过投资支撑经济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改变，不失时机调整结构，把产业升级与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上海市统计局总经济师蔡旭初的答记者问，给出了“放慢”答案：要进行结构调整，要淘汰那些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让上海经济借助“经济危机”压力，完成一种“质”的提升。哪怕这样做会让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也应该义无反顾的进行下去。毕竟，在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后者的影响力、经济地位更为重要。所以，人们不但不为上海的这种“落后”而担忧，反而为这种“转型的勇气”而倍感欣慰。

　　目前的上海经济已达到了较高层面，“1992年以来，上海经济保持了连续16年的两位数增长，上海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有了这些经济总量的支撑，上海市就应该有信心跳出传统经济评价方式，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质量的飞跃，给全国经济做出“质量优化”的榜样。

　　再说了，上海市GDP产值的一个1%的增长就可能远远大于其他地方2%乃至更多的增长量，而且，上海日前也宣布，计划投100亿元重点发展九大高新产业，即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业、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业、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这些高新产业，将会为上海市的未来经济注入值得期待的“新鲜血液”。

　　其他地方，如果具备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条件和经济基础，也不妨跳出GDP传统定势，多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多注重“经济幸福”的酿造，这样做虽然会使GDP的数量放慢了，却能得到更多“精神幸福”。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允许GDP适当放慢、放缓的“螺旋形观念”，用一种更理性、科学的观念认识GDP总量，要比那种单纯的“GDP只能上升”要高明、理性得多。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