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任继愈：那个时代培养的大师

　　真正的大师，总归是静水深流的。季羡林、任继愈，就是这样的大师，他们都是真正有思想的人，我们很多人都会怀念他们。

　　徐迅雷

　　98岁的季老季羡林、93岁任老任继愈，在2009年7月11日同一天辞世。

　　“人生不满百”，一语成谶。季羡林先生尽管久居医院，但对高寿者来说，他的身体算是较好的，精神状态更是不错。逝世的头一天他还在挥毫题字，用毛笔题写了“臧克家故居”等，是因心脏病突发，突然离开人世的。

　　季羡林先生的人生之路坎坷起伏，而他的人生之境丰富多彩。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旁边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季先生留给公众的，更多的不是沉重的记忆而是诸多的美谈。最典型的当属“副校长季羡林为新生看行李”。毕业于北大的名记唐师曾，称季羡林先生为老师，他的描述最生动：整整20年前，一位刚刚考取北大的学兄兴高采烈地到北大报到。由于初进京城，人地生疏，战战惶惶。一个人肩扛手荷，好不容易找到设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把行李托付给一位手提塑料网兜路过的老者。东奔西走，待忙过一切，已时过正午，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人照看的行李，当即吓得灵魂出窍。一路狂奔着找回去，只见烈日下那位光头老者仍立路旁，手捧书本，悉心照看地上懒洋洋的行李。学兄对老者千恩万谢……次日开学典礼，只见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慈祥老者，竟也端坐主席台上。学兄找人一问，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学兄再次差点晕过去。

　　人品学品俱佳，思才文才双馨。网友悼诗说：“季节变换人无常，羡慕大师学识庞。林中顿减千秋树，世界都在喊彷徨！”季羡林先生精通12种语言，其中包括偏僻得很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尽管他在《病榻杂记》中一辞“国学大师”，二辞“泰斗”、三辞“国宝”，但资深教授的名头是辞不了的，还有一串“家”的头衔：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任继愈先生的名头没有这么多，但这几个也是分量沉甸甸的：著名学者、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前馆长、现名誉馆长。一国之“国家图书馆”，得是一个国家的饱学之士，方能出任馆长。解放前，梁启超、蔡元培都担任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李四光也只能是派上一个副馆长当当。这有点像担任国家大辞书《辞海》的主编，得有真才实学真水平，而不是你官儿大去挂个主编的名就受到公众承认的。

　　任继愈先生在生前非常勤奋，多年以来坚持每日凌晨4点钟就起床工作，住院治疗前还在编纂《中华大典》，以及续编《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的编纂已完成了一多半。此外还有“佛教思想史”和“哲学史”等著作的编纂工作还未完成。任先生为人处世低调，不图虚名，宁愿多做实际工作。他生前交代过几件事：第一，不出全集；第二，不过生日；第三，过世后不用进行很隆重的告别式。之所以不愿做这几件事，是因为任继愈认为，人做这些事就会让别人说违心的话，比如过生日时，别人会说“长命百岁”，这其实是不可能的。“长命百岁不可能”，这与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所言的“人生不满百”，多么相似！这才是人生真正的通透与洒脱。

　　低调的任继愈先生，不像季老那样有大量的通俗篇章问世。季羡林正是因为写作了大量随笔散文化的文章，为公众所熟悉的。尤其可贵的是一本《牛棚杂忆》，是反思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与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一样，具有不一般的思想性与深刻性。著名杂文家邵燕祥先生说：“季羡林先生从文革以后，就一直很坚定地反思文革，他的《牛棚杂忆》，由于比较直率地写出了文革的遭遇和他的心路历程，最真实，最生动的就是他讲自己一度萌生了自杀的念头，当他准备到校园北面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遇上学校暴徒来敲门。这改变了他的计划和命运。他得出的结论非常好：对恶人不要软弱。暴徒的到场反倒使他抗拒暴力，维护自己宝贵的生命。试想，他在1968、1969年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无从写出那么多的学术专著并做那么多的贡献了。”

　　季羡林先生有句广为传播的名言：“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我在自己不久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的扉页上，手写了这一名句赠予朋友。“真话不全讲”，就是一句老老实实的真话。作家张承志说得没错：“中国现在是散文时代、杂文时代，读者更愿意看到的是真心话。”在我看来，纯粹意义的真话是真理性的话；而“真实的话”≠“真话”。

　　在著名的强国论坛，见到一个帖子，那是一句真话，很让我感慨：“那个时代，为啥出了这么多大师，而‘新中国’成立后，居然一个也没培养出来呢？”这个问话，确是真话，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60年来确实没能培养出一个真正大师，你急死也没用。季羡林、任继愈，都是那个遥远的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大师。你想一想罢，真正可以称为大师的人士，可以说无一例外都是在那个遥远时代完成“而立”的。哪个领域、哪个行当不是这样？

　　生于1911年的季羡林，从山东官庄一个农民家庭中走出，读私塾，读小学，9岁时就开始学习英语，12岁读中学，15岁初中毕业后读高中，开始学习德语。1930年19岁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为德文，1934年23岁清华大学毕业。1935年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留学，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1941年30岁从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学10年后，在1946年，在他35岁时，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的受教育、完成学业锤炼，是在上世纪前半叶。

　　同是山东人的任继愈，1916年生人，比季羡林先生小了5岁。任继愈所读的高中是北平大学附属高中，1934年季羡林从清华大学毕业时，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于1938年。那时抗日烽烟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入云南。任继愈1942年于昆明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并留校任教。西南联大，空前绝后，人才辈出，有口皆碑。任继愈尽管没有季羡林那样的出洋留学，但他的学问同样做得深入扎实。“三十而立”，他们在那个时代完成了品格与学识的“而立”，由此才有后来的“不惑”，才有后来在学问上的“随心所欲”。

　　那个时代，纵有千般乱，可学人的心境不乱；那个时代，纵有万般恶，对教育的重视并不恶。蔡元培曾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季羡林、任继愈，就是那个时代馈赠给我们现在这个“未来”的大师级人物。

　　没有好的教育，不可能产出真正的大师。看看其中的教育公平，可谓今非昔比。譬如，那个时候的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是全国招生的，山东人任继愈这样才能去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高中学生真正的北京青年不多，外省的倒很多。哪里像今天的一些名牌大学，坐落在某地区，几乎就变成某地区的高校，超大量招收本地区的学生，教育公平无从谈起。

　　与那教育体制相比，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教育理念，洋溢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的教育，先是学习苏联模式，那是被“计划”的教育、被“统一”的教育；再后来，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应试教育，大家都被模式化、格式化的教育教育成了火柴盒里一模一样的火柴。这样的教育会培育得出大师吗？这样的教育能培育得出诺贝尔奖得主吗？事实已经清楚地说明与证明了一切，只是那些不愿意听真话、见实情的人，依然陶醉在美好的自我感觉里而已。

　　如今这个没有大师的时候，称为“大师”的人可以满地走。但与季羡林、任继愈这样的老大师相比，“新大师”们可是大不一样，写点文章暴得大名之后，就到处抛头露面，凭借不错的脸蛋与流利的口才“通吃天下”，尽管再也没有什么新东西问世，那也不要紧，老本够吃一辈子的了。何况这是没有真正大师的时代，顶个“大师”名头就可以招摇天下。

　　可是，真正的大师，总归是静水深流的。季羡林、任继愈，就是这样的大师，他们都是真正有思想的人，我们很多人都会怀念他们。而对那些新的、轻浮的、飘然的、所谓的大师，我们除了鄙视，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