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辜会谈”的主角之一辜振甫

辜成允在上海接受《外滩画报》专访

    专访辜振甫之子辜成允--“我从没想过要接父亲的班”

　　“我觉得父亲是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气度、远见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他能预见50年后的事情，是一个规则的界定者。2005 年父亲病危时，已经不能讲话，只能写字。他的字很难认清，我们以为他要交代家里什么事，结果他写的还是：关心台湾，关心两岸。”

　　文/ 彭朋 王清（实习） 摄影/ 彭暾

　　辜成允接受《外滩画报》专访这天，恰好是发生日全食的7月22 日上午。

　　“走，我们到外面去，找个地方看日全食吧。”采访结束，辜成允显得意犹未尽。他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和父亲辜振甫一样，温文尔雅。

　　可惜天公不作美。这一天，上海下起了不小的雨，日全食是看不成了。不过在上海，还有其他让辜成允兴奋的事：“自1970 年至今，30 多年了，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参加世博会。”

　　作为上海世博会台湾馆的第一批赞助企业，辜成允掌舵的台泥集团将免费为台湾馆提供水泥。他此番来上海，就是为了出席签约仪式。“至于投资多少，现在还是个秘密，不能说。”

　　2001 年兄长辜启允英年早逝，“二公子”辜成允被推向前台。2003 年，辜成允从父亲手中接过帅印，正式执掌包括台泥、中橡在内的和信集团。

　　此前一年，辜氏大家族低调分家。辜振甫的侄子、也是他最信任的辜濂松拿去了中信金融王国，而以台泥等实业为主的和信集团正陷入困境，台泥在台湾的业务也不断萎缩。“1990 年代中后期，台湾水泥市场发生了质变，每年人均消耗水泥从1000 至1300 公斤一下锐减到700 公斤；如今又下滑到四五百公斤。”

　　在台泥工作了20 多年的辜成允临危受命。刚接班，他就推行“大破大立”的激进变革和重组。“最大的变化是，不再推行父亲时代的高福利制；通过重新设立的绩效考核，实施多劳多得。这对一个老旧的公司，很多老同事心态上没有办法适应，所以我受的压力非常大。”

　　2005 年，辜成允失去了最坚强的后盾——父亲去世了。但改革没有停下来。“最多的时候，同时有七八个水泥厂厂长甩手不干。”那段时间，辜成允时常流着泪去和台泥元老们沟通、交涉。

　　6 年过去了，辜成允的改革成绩卓然：台泥已从单一的台湾市场，跻身大陆水泥产业前三甲。未来，辜成允还有更大的野心：预计2012 年台泥将称霸华南水泥市场，产能也将再翻一番。

　　无论在商界还是在政界，自认都无法超越父亲的辜成允很自豪。“至少在传承台泥业务这一块，我没有辜负父亲。”

　　他回忆自己年轻时，在外面和客户吃饭，只要有主管介绍他是董事长的儿子，他会立即离场。“在做事方面，给自己的压力很大，怕自己做得不够好，愧对这个姓。更怕别人看到我只是我父亲的儿子，那我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但他也坦然承认：“我远没有父亲的能力。他是诸葛孔明，我就是他帐前的小兵。很多事情我要怎么做，基本都与他讨论。他运筹帷幄，整体布局；我负责贯彻细节......老董事长的远见不是一般人能及，他对未来有深刻的了解。”

　　B=《外滩画报》

　　G= 辜成允

　　“家族的背景和你的成功无关”

　　B：很多媒体将你父亲称作“台湾最大的红顶商人”，你认同这种说法吗？

　　G：就看大家怎么定义“红顶商人”吧。当然，我父亲在政、商两方面都很成功，这是事实。但我想台湾的一般大众也会同意这种看法：父亲的成功不是因为利用特殊关系，而是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

　　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里，本来就是如此。只要大家公平竞争，你有本领就会胜出。但我们很在乎的是，不要利用特别的关系，去经营一些特别的利益。

　　B：鹿港辜家是台湾5 大家族之一。你的儿时生活和普通人不一样吧？

　　G：我想我们兄妹最大的不一样，就是父母会随时提醒我们：我们跟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这可能就是一般家庭里没有的，也可能是我们和一般小孩最大的不同。

　　我父母亲教导我们的一个最重要核心价值观就是：家族有一定的背景，但你不要以为这就是你的；这是家族给你的，跟你的成功、你的为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这可能是我们跟其他小孩在学习成长过程中最大的不同吧。我们现在也这样教导下一辈。

　　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让姐姐带着我们几兄妹一起去坐公共汽车。那时我大概在读一、二年级，我们兄妹在同一个学校读书。

　　B：那时你们没有专车接送吗？

　　G：有车接送，但是我们不想坐。常常有车来接，我们就跟司机说“你走，我们要自己回家。”我们喜欢坐公共汽车。去学校的路上，我们要在台北火车站转车，我们喜欢去街边小吃摊吃一点东西。

　　我们很刻意地不想与众不同，因为我们很怕人家觉得我们跟人家不一样。

　　比如，有的公子哥去小摊子吃东西时，喜欢把私家车开到摊子前，后面再跟两个保镖。我们的做法是，在小摊子上吃东西时，别人都不知道。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融入到各阶层，才能从最底层体验到自己的价值。

　　“父母从不规定我们读哪些书”

　　B：你说你《论语》背得不好。你父亲小时候被要求背四书五经。你们小时候，没有被父母要求背《论语》吗？

　　G ：《论语》是课堂上让我们背的（笑），我的父母没有强制要求我们。

　　B：父亲没有规定你们要读什么书吗？

　　G：没有。我父母对子女教育很开放，我们想念什么就念什么，他们向来没有规定一定要念什么。他们最主要的教育方式应该是言传身教吧，他们很注意自己怎么做。他们不会说这几本书你一定要看，然后写个心得、读后感，不会。

　　我从小就不好好念书。这是因为我有一个观念，我就是不相信你背书可以做什么事。我总是觉得你懂得那个道理，你可以活用，还知道到哪里去找答案，远比你会把书背下来更好。像小时候考试，很多东西都要背。我可以写出那个意思，但永远都不会按标准答案写，所以考试永远考不好。

　　B：父亲会因为你考得不好骂你吗？

　　G：父母亲当然会骂。他们也关心成绩，但不会让我们觉得，读书成绩好是唯一的事情。但既然你念书，至少成绩要过关，能及格毕业。他们要求我们每个学期都要认真负责、尽力。他们不会要求成绩一定要几分，或者要怎么样。

　　B：他在言传身教上有什么小故事吗？

　　G：比如刚才谈的《论语》。后来人们把父亲的重要演讲搜集起来，出了本文集，请他取书名。他就写“学而第一”。

　　他会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他的素养，他也一直这样做。所以他在讲他的经营理念或做人做事的道理时，常常会从四书五经等书籍中引述一段他为什么这样做的道理。我们听了以后就会觉得，噢，原来是这样啊。有时我们会赶快去找书，看看上面到底是怎么写的。

　　B：你们看不看家族先辈的著作，比如你两个曾祖父严复和辜鸿铭的书？

　　G：老实说，我没有好好读他们的书。我觉得我应该了解他们的精神，但不一定要去看他们的书。

　　以严复为例：他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虽然不得志，但并没有放弃，还是坚持付出，在清末翻译了那么多重要著作。我觉得这是我应该不断学习的。

　　前段时间，北京大学校长带了好几个院长造访台湾，特意去我家看望母亲。我母亲请他们吃饭，就谈到严复把京师大学堂改建成北京大学的往事。他总是能够不断地在不同角色里，贡献他的力量。

　　他翻译的《原富论》、《天演论》这些书我们都在学校里念过，但我从没看过他的译本，因为那些文言文我看不懂（笑）。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是他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或者他在不同际遇下还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企图心。

　　“我是个布袋演员”

　　B：你小时候是否想过，将来有一天要接父亲的班？

　　G：没有，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接父亲的班。

　　B：那你原来想做什么？

　　G：原来我对自己的要求很特别。我觉得我就是应该做什么像什么，这是我对自己的最大要求。

　　B：就是你曾说的“布袋演员”？

　　G：对，就是傀儡戏的演员。你在一只手上套一个小丑；那个小丑是什么角色，你就要演成什么角色。如果套上个大花脸，就是个大花脸；如果是霸气十足的角色，就应该有霸气。

　　B：那你自己在哪里？

　　G：我就是那个手。

　　B：随外界而改变？

　　G：对。因为我坚信，一个人只要核心价值不改变，角色是可以不断改变的。一个人的际遇和外在环境不一定由你控制，但是如果你准备好了，在任何环境里你都能够找到你应该演的角色。把那个角色演好，这台戏就很精彩。

　　B：就是你父亲常说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G：对。与其去怨天尤人，还不如去积极参与。

　　“父亲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

　　B：你觉得你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G：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我的意思是他的气度、他的远见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他能预见50 年后的事，是一个规则的界定者。

　　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只能在当下这个环境里努力，不能改变规则。但他已经看到下一个规则是什么，他把那个规则或条理定在那里，只是那时人们还看不到。

　　B：比如在“汪辜会谈”前定下的“九二共识”。

　　G：对，十多年前他和汪先生（汪道涵）开始第一次“辜汪会谈”时，他们就口头达成了“九二共识”。中间经过了很多波折，之前很多人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等等。但走了这么久，迂迂回回，最后又回到他那个时候谈的框架了。

　　他眼光很长远。如果不是一个哲学家和伟大的思想家，是不可能看到这些的。

　　B：1993 年第一次会谈后，你父亲回去有没有庆祝？比如唱唱京剧？

　　G：庆祝活动倒是没有，但父亲十分开心。他觉得能参加这样一个历史盛会，能为两岸中国人作这样一个共存共荣的安排，非常欣慰。

　　当然，他高兴了，就经常会唱京剧。遗憾的是，我不是戏迷，也从没学过。

　　B：当年会谈的第二天，有一个跟汪道涵一家的家族茶叙。你参加了吗？

　　G：那次我没有参加，是我哥哥去的。

　　B：1998 年第二次会谈后，你父亲一直期待汪道涵能造访台湾，却未能成行。

　　G：对，这是父亲最大的遗憾。父亲很期望有下一次辜汪会谈，所以在台泥总部大楼15楼专门修建了一个宴会厅，说等汪先生到台湾，要在那里请他吃饭。在这过程中间，他作了很多努力。我们也知道他情绪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B：他在家里会发脾气吗？

　　G：没有。我们家的小孩一辈子都没看过父亲发脾气。

　　B：你怎么跟向你的孩子介绍父亲？

　　G：我会说，他是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的一个人。

　　B：孩子能理解吗？

　　G：我们家的小孩大概都懂。他们都知道我父亲做了什么事。我父亲2005年病危时，已经不能讲话，只能写字，连字都很难认清。我们以为他最后要交代遗言，就把护士医生支出去。

　　我们以为他要交代家里什么事，结果写的还是：关心台湾，关心两岸。我们全家人，老老小小，看了以后大笑。（笑）

　　B：具体写了什么方便透露吗？

　　G：那张纸现在不在了。但他留给我们的另一张条子还在，我们用作他纪念册的最后一页。这是他给一个外孙的，他说“阿公已经数日无言”。该交代的他都交代完了，一切就看你们做还是不做。所以对我们的后辈、家族里的人，我们不会感觉刚刚讲的那个是很grand（宏大）的东西，我们家的人觉得他就是这样的，直到临终之前（都在关心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