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间借贷”扭曲样本

　　孙文祥

　　7月17日上午，浙江永康市酷热难当。

　　在骄阳下，永康市广电大楼戒备森严，数百警力被安置在各处维持秩序，而永康各乡镇、街道的相关负责人，也在四周待命，显示出异样的气氛。

　　在经历几个月的苦苦煎熬之后，借贷涉及永康每个乡镇的浙江为尔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浙江为尔”）的634户债权人，终于等到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召开，为确保安全，每个债权人必须带着事先编发的凭证才能入场。

　　CBN记者获得的债权人名单显示，浙江为尔共收受4.25亿元民间借贷，最大的债权人借款8000多万元，最少的一个人只借了1万元。634户债权人中，借款20万元以下的个人，占了绝大多数，其身份则均为永康各乡镇的农民。

　　吸金之路

　　尽管永康市尚未就此案涉嫌“非法集资”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敏感内容作出定性，但浙江为尔的吸金之路已然渐次清晰。

　　从记者掌握的材料来看，浙江为尔和永康市供销总社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2000年7月，刚成立的浙江为尔初始注册资金1390万元，由永康市供销总社和56位职工出资，其中供销社出资330万元。一年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620万元，其中永康市供销总社出资1260万元，为最大股东。

　　2002年，浙江为尔改制，永康市供销总社持有的集体股全部转让给个人，公司股东变更为50个自然人，公司注册资本也增加到3000万元。

　　工商资料显示，黄洵丰在浙江为尔占有8.4%股份，为公司最大股东。黄洵丰出生于1947年，在永康市供销总社担任主任长达18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退休。其余大部分股东的持股数以在供销总社的职务高低排列，如当时两位副主任陈祖礼和胡有兴，分别持有5.33%和4.63%的股份，其他股东则出资30万元，占有1%的股份。

　　“2003年之前，永康市供销总社曾借款8000万元给浙江为尔，后来又陆续借了8000万元。”浙江为尔破产清算组组长、2007年走马上任的永康市供销总社主任颜锋接受CBN记者采访时否认浙江为尔和永康供销总社有任何股份和隶属关系。

　　但在大部分债权人看来，两个单位都在永康供销大厦办公，此前两个单位的负责人也都是黄洵丰，类似“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关系。

　　据了解，在永康市供销总社一直存在股金会这样的操作模式，用做下属企业流动资金之用，交纳股金者可以拿到比银行高许多的利息。

　　起初，股金会成员都是供销社内部职工，后来不少社会人士也把钱借给股金会，最高年息达到8.16%。一些债权人正是从股金会尝到了甜头，后来把钱借给浙江为尔。

　　“投资失误”

　　在所谓“集小钱办大事”的运作模式下，浙江为尔在几年内以惊人的速度成立了多家企业，涉及房地产开发、五金产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期货经纪等七大行业，并将触角伸到北京及江西赣州等地，可谓风光一时，而其坠落的速度之快也同样令人瞠目。

　　2002年，浙江为尔的营业额为33.9亿元，年底其资产额为6.1亿余元。而到今年4月破产清算时，浙江为尔目前账户上竟只有2000元资金。

　　“固定资产也少得惊人。”颜锋说，该公司只有一辆破车、几台电脑和几张桌椅，合计不超过3万元。

　　在清算过程中，颜锋发现浙江为尔的“账面资产”主要表现在“应收款”和“长期投资”两项上。“应收款有10163.7万元，包括个人和单位，长期投资有15695万元。”颜锋告诉CBN记者。

　　分析浙江为尔所谓的“长期投资”，不难发现蹊跷之处。

　　2002年8月，浙江为尔与北京华通视讯数字电视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通”）合作成立北京华通为尔广视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9000万元。北京华通以“非专利技术”作价5500万元入股，浙江为尔现金出资3500万元。

　　“这是浙江为尔的投资失误，成立的新公司这几年根本没开发过。”颜锋说。而事实上，北京华通成立于2002年4月，仅比新公司早成立4个月，注册资金只有200万元。

　　这样的“投资失误”比比皆是。2000年，浙江为尔还曾与人合作在杭州成立了一家名为“鸿博”的投资公司，参与证券投资。因为混乱的账目，至今尚不知浙江为尔在证券市场出现了多大亏空。

　　现在看来，为尔的所谓“投资失误”不如说是骗局更为恰当。

　　为了填补窟窿，浙江为尔就在账面上挂了一块叫做投资收益，或是下面的几个公司间做空账。“资金流向不太准确，但不应该这样挂账。”做审计出身的颜锋说。

　　残局

　　目前，浙江为尔剩下的一块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资产就是杭州建德市的酒店项目。

　　2002年浙江为尔出资8000万元，成立建德市华东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东城投”），计划投资4.6亿元建设新安江国际大酒店为核心的旧城区改造项目。

　　2005年10月，28层的新安江国际大酒店顺利封顶。其后，因为牵涉合同纠纷，华东城投与建德市的关系发生矛盾，酒店项目就此沦为“烂尾楼”。

　　颜锋说，华东城投在银行没有一分钱贷款。言外之意，浙江为尔在建德市的数亿元投资，都来自民间借贷。

　　“华东城投与建德市交恶后，资金越发吃紧，为还前期借贷的高额利息，浙江为尔开始大举借贷，挖东墙补西墙，最终越陷越深，难于自拔。”一位债权人告诉记者。

　　阳光底下无新事,似乎每个高利贷崩盘的故事结果总是一样的。

　　严冬中的民间金融

　　孙文祥

　　走在义乌的街头，随处可见“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公司”等各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公司，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由几个亲属、朋友之间相互借贷或共同出资组建。

　　以地方经验而言，浙江民营企业之所以在历次宏观调控中都表现得非常顽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方的民间借贷比较发达，中小企业可以用高利贷的方式度过严冬。

　　然而，回顾过去一年多的浙江民间金融动态，十分让人感慨。

　　追踪吴英案时，记者曾采访过一位义乌苏溪的金姓集资受害人，至今还对采访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吴英案庭审结束后，他来到记者住宿的宾馆，疲惫而憔悴。“我真的很后悔，贪图利息，冒了太大的险，在亲戚面前也抬不起头来。”

　　他主要跟吴英的资金掮客杨卫江打交道。2006年，他将一笔100万元的钱交给了杨卫江。起初约定月息是3分，时间是6个月。到了2008年10月，他想抽身而退，但杨卫江已经拿不出本金来。走投无路的他以1分或2分的月息从亲戚朋友处筹款，又以3分的月息借给杨卫江，如是恶性循环直至案发。

　　此前，金某曾是一家小衬衫厂的老板。

　　上世纪90年代起，义乌苏溪、大陈镇已是中国著名的衬衫之乡。过去的10来年，金某还算一个成功的衬衫厂老板，雇有近百名员工，但2000年以来，衬衫的利润一直下滑。

　　当利润降到10%以下，几乎都没法做了，金某就关掉了衬衫厂。“一辈子都在做生意，也没什么文化，厂子关闭了，就想着用这些钱投资来获得利润。”

　　他说，当时把钱放在杨卫江那儿，能按时拿到利息，而且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在做，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当民间借贷市场的利润被充分发掘后，不少人和金某一样，将原本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用于投资，专靠利息过活，成为“吃息一族”。如今，许多人的梦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