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办案机关相继回应;入狱的胡斌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亲口否认替身存在……最近一段时间沸沸扬扬的“胡斌替身门”，到了尘埃落定的时候。

　　但“替身门”关上，带给我们更多的，却不是喜悦，而是苦涩。回顾这一事件的发展轨迹，很多问题值得反思:

　　从宏观角度看，一桩被事实证明并不存在的“替身事件”，何以发展成公共事件，并愈演愈烈?面对质疑，司法机关该如何回应?质疑结果的不美妙，能否否定质疑本身的价值?

　　而在微观操作层面，不少人呼吁给胡斌做DNA鉴定，究竟是否可行?现行诉讼规则，是否给了顶包存在的空间?防止顶包出现，法律还需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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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胡斌替身门”，是为了今后不再遭遇类似的尴尬。

　　7月31日，“杭州飙车案”罪犯胡斌入狱第一天。当天下午，在位于杭州市东边的一所监狱，新华社记者和胡斌面对面。

　　除了通过媒体表示忏悔，胡斌也对有关替身的质疑，进行了回应:“(自己)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发型变了，体重也有所增加。”他说，庭审的时候自己戴了一副眼镜，而事发当时，戴的则是隐形眼镜。

　　对网友质疑最多的疤痕，胡斌现场展示了自己的右臂，一道白色的长条疤痕清晰可见。他告诉记者，这是初三时留下的。

　　尽管仍有极少数网友质疑“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胡斌"和出庭的"胡斌"，不是一个人”，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胡斌“现身”，意味着沸沸扬扬了一段时间的“胡斌替身门”，可以结束了。

　　北京市铭基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国华律师认为，让胡斌出来露面，是有关部门回应公众质疑的一种方式，“从效果上看，比之前司法机关的回应还要好，更有说服力。”

　　“替身门”风波骤起

　　2009年5月7日晚，胡斌和孔某、袁某分别驾车一起从杭州机场路出发，超速行驶。行至西湖区，胡斌将站在斑马线上的浙江大学毕业生谭卓撞死。

　　由于有关部门草率宣布肇事车辆时速为70迈，引起公众不满，这一事件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热点事件。7月20日，胡斌因交通肇事罪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一审判决，并没有平息从案发就一直存在争议的案件定性:到底是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时，随着胡斌受审照片和录像出现在媒体，他的身份也受到质疑。因为人们发现，与5月7日当晚肇事后被拍到以手挡脸的胡斌相比，在看守所里关了两个多月的胡斌，体态、气质有了明显的变化。甚至有网友将两张照片上人物的耳廓、手指作了比对，感觉确有明显差异。

　　于是，“替身说”甚嚣尘上。有网民传“胡斌早已出国整容”、“在拘留之前就被掉包”。人肉搜索结果更是指名道姓称替身名叫“张礼礤”，并上传了“张礼礤”的照片。

　　7月28日，一名28岁的刘姓男子与多家媒体联络，称照片中的他是北京某国企行政助理，并非是“杭州出租车司机张礼礤”。

　　回应压不住质疑

　　面对公众质疑，办案机关似乎很委屈。杭州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个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我们已经尽力了。如果这样都还能怀疑的话，那一切都可以怀疑了。”

　　对于办案机关遭遇的尴尬，时评人傅达林表示了“同情”:“对于无中生有的传言进行"无罪证明式"的回应，本身就难以找到有力的证据。”

　　尽管难以找到最为直接的有力证据，但一浪高过一浪的质疑，还是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不能沉默下去了。7月27日，杭州市西湖区法院首先作出回应，称胡斌身份确认无疑，“胡斌的身份，经过严格的司法程序核实确认”。

　　但网民认为，法院回应“只有结论，没有证据”，这种“原则性否认”，难以令人信服。

　　7月30日，检方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也作出回应，却同样难以平息质疑。在一网络社区“法律论坛”，网友“学法律是一个错误”，逐条评点检方回应，称“心里还是不踏实”。

　　(回应)检方及时到杭州市看守所提审了胡斌，讯问了胡斌的年龄、住址、简历、家庭成员、单位等情况，进行身份核对，还核实了胡斌的身份证、驾驶证。在7月15日开庭审判时，审判长首先认真核对胡斌的身份，公诉人在审判长核实胡斌身份的基础上，调查核实了该案的全部犯罪事实和证据。

　　(评点)谁要找个替身，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去就去。为了不穿帮，必要的“培训”少不了。问问年龄、家庭情况、单位等信息，即使真是替身，也有混过去的可能。

　　(回应)5月7日晚，胡斌从机场路到肇事现场，一路驾驶都有监控录像可以证实，肇事时和肇事后有多位证人证明，车上只有胡斌一人，并无他人。肇事后，胡斌马上用手机拨打120和110(有电话记录)，并坐在肇事的损毁严重的浙A608Z0红色三菱轿车中等候。对上述细节问题，检察机关进行了仔细的核实和查证。所以，检察机关可以负责地依法证明:出庭受审的胡斌就是“5·7”交通肇事案肇事者胡斌，确定无疑。

　　(评点)如果当场抓了胡斌，这段很有说服力。但事实却是，胡斌并未当场被捕，而是回了家，当晚还上网留言。进局子是几天之后的事儿。又是一个人，又是出事后在车里等候，检方说了半天，等于什么也没说。凭这些，恐难以“负责地依法证明”。

　　(回应)在7月15日的庭审中，胡斌的父母及亲属参加了旁听，该案的宣判实况在电视等媒体播放后，胡斌的老师、同学从未提出异议。

　　(评点)胡斌的老师、同学，有多少人关注这事?除非经常见面的，是不是这人，一眼能看出来，一般的老师同学，长时间不见，只能说“像不像”，而难作“是不是”的评价。如果是“像不像”，即使有深仇大恨，估计也少有人去举报。如果是亲近到能做“是不是”评价的人看到，他会去举报吗?

　　对于司法机关积极、主动的回应，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许身健博士表示赞赏。但他同时认为，司法机关应讲究一下回应的技巧，“有些回应，确有可商榷之处;网民的上述质疑，并非都是鸡蛋里挑骨头”。

　　终于没做的DNA鉴定

　　“替身门”事件自始至终，给胡斌做DNA的呼声一直很高，“既然已经有人质疑胡斌是否是真的，那么就应该做DNA鉴定。这样做是对胡斌负责，也是对谭卓负责，更是对广大关注此案的百姓的交代”。

　　DNA鉴定，的确是回应质疑最有力的证据。但许身健博士对于有关部门未屈从于民众压力给胡斌做DNA鉴定，表示了赞赏:“现有法律没有相关规定。因为有人质疑而去给某人做鉴定，对被鉴定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赵国华律师介绍，今年7月，美国加州法院的一项最新决定，执法部门今后在破案过程中可以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把DNA的收集范围扩大到犯罪嫌疑人的亲属。虽然这一决定引发争议，但对美国当地的执法部门来说，至少算作“有法可依”。而咱们国家没有相关规定，“做DNA鉴定，只取胡斌的不行，还要采集他父母的样本作比对。但他的父母，在法律上并没有配合采集的义务，有关部门也不能强制采集。”

　　赵国华还提出，即使做DNA，也不能一定保证准确，“如果胡斌是被收养的，也不可能和养父母匹配。”

　　许身健博士也希望公众不要把目光盯在DNA鉴定上:“说到底，"替身门"出现，是因为信任有了问题。如果缺乏信任，即使给胡斌做了DNA，还是有人要质疑，"做鉴定的机构，是不是被收买了?"这时候，做了也白做。”

　　防掉包，法网应更严密

　　“东方法眼”网友王学堂一直关注这一事件进展。曾在广东佛山担任多年法官的他坦言，司法实践中，顶包事件时有发生，交通肇事案件中尤其多发。而且，由于各种原因，也确有被告人身份难以查清的时候，“我就见过按被告人自报的姓名写的判决书。我也在看守所见过标注"无名氏"的监管牌”。

　　他给记者提供了一份刑事审判提纲，“没有统一格式，但各地版本差不多”。

　　审判长(下称“审”):现在开庭。请司法警察带被告人某某到庭，卸下械具。

　　审:被告人，你还有其他名字吗?

　　被告人(下称“被”):没有。

　　审:什么时间出生?

　　被:x年x月x日。

　　审:什么民族?

　　被:x族。

　　审:什么地方人?

　　被:xx地人。

　　审:什么文化?

　　被:xx文化。

　　审:什么职业?

　　被:……

　　审:家庭住址?

　　被:住……

　　审:被告人，你什么时间因什么原因被逮捕的?

　　被:……

　　审:是否被刑事拘留?

　　被:……

　　审:你以前是否受过法律处分?

　　被:……

　　审:被告人xx，xx人民检察院指控你……一案的起诉书副本你收到没有?

　　被:……

　　“这就是审判长查明被告人身份的全部内容。胡斌这个案子影响大，身份审查可能更严格一些。所以，我不相信胡斌会是替身。但按照上面的程序查明被告人身份，的确可能让被顶包者逃脱。”

　　如何进一步完善和严格遵守诉讼规则，以避免顶包事件发生，王学堂提出两条建议:第一，公安、检察院、法院，各个诉讼环节都要注意当事人身份的查明，而不是简单对照身份证号码和自报姓名来识别;

　　第二，赋予被害人及其亲属辨认权。现行制度下，被害人及家属在法律上只是证人作用，“胡斌案中，死者家属根本没有在现场见过胡本人，而在胡关押期间，更不可能接触到他。法院回应说"死者家属在庭审时并无异议"，这肯定是事实。但他都没见过被告人，怎么可能提出异议?”

　　王学堂还对目前刑事诉讼中“流水作业”的方式表示担忧。“"做饭的公安"、"端饭的检察"、"吃饭的法院"，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符合现实。在这种模式下，检察机关"端与不端饭"的自由空间，并不大，这就使得侦查活动缺乏检察权的有效和及时的监督，包括对嫌疑人身份查明。”

　　打错了靶子，“替身门”价值何在

　　随着张礼礤“现身”表明真实身份，和胡斌“现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一场本不存在的“替身门”，已走到尽头。

　　许身健博士表示，之所以会出现这一事件，和目前整体司法环境有关，也和杭州当地最初对事件处置不当有关，“草率地宣布肇事者车速70迈，之后被鉴定否认，导致公众的不信任。”对于当地司法机关主动回应公众质疑，他很赞赏，“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看司法机关怎么说百姓都将信将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相信，随着司法环境改善、司法公信力提高，类似事件，将不会发生。

　　针对这一事件，《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思考的问题是:“在当下的信任危机下，应该如何去质疑?是否可以理直气壮地怀疑一切?”他的观点是，越是在信任危机之下，越需要小心地去质疑，而不能毫无节制地以“信任危机”为借口，很随便和轻率地将怀疑指向一切，这样的墙倒众人推，这样互相强化不信任的怀疑，对那种四处弥漫的不信任推波助澜，只能加剧人际间的不信任，并最终将社会的信任体系推向崩溃。

　　王学堂却不同意曹林的判断。他认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顶包很容易发生，一些地方也的确发现过顶替事件。胡斌案中，民众因为前后照片变化显著而质疑，是一种“合理的怀疑”。“尽管事实最终证明，在这一事件中，公众打错了靶子，从结果看，似乎并不圆满。但公众质疑对于司法机关和公众互动的推动，对于阳光司法的推动，将逐渐显现，意义不可低估。”(本报记者李曙明)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