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7日电 题：更多关爱洒向中国残疾和退役运动员

　　任沁沁　汪骋　刘刚

　　北京奥运火炬熄灭一周年之际，在回顾中国体育荣耀和辉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那些为此作出巨大贡献的残疾和退役运动员。

　　接受采访时已是深夜，忙碌了一天的平亚丽，在她位于北京石景山区的按摩院里，用有些激动的语调，向记者讲述着自己平凡却沉甸甸的人生经历。

　　47岁的平亚丽在1984年洛杉矶残奥会上，为中国夺得首枚残奥会金牌。大约一年前，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平亚丽在导盲犬的引领下，圆满完成了主会场内第四棒火炬手的传递任务。

　　这些光环的背后，却是许多旁人难以想象的人生起伏。她曾在退役后面临择业难题，也正是在那时，儿子又不幸罹患先天性眼疾。沉重的生活压得平亚丽喘不过气来：“那时候，每月只有175元，我独自一人养活自己和儿子。”

　　在政府、社会和家人的扶持下，她终于找到了自己重新生活的方向：1999年，平亚丽的第一家按摩中心开业了。提起创业初期得到的各方支持，平亚丽难掩感激之情，“当残联、居委会给按摩院送来一床床被单和一件件白大衣时，眼泪一下子止不住了。”她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时，她的“平亚丽盲人保健按摩院”已拓展至4家；现在，这位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的女子，在生意场上也有雄心壮志：要在全国范围内开设连锁机构。

　　像平亚丽这样，在退役后获得各方大力帮助的残疾人运动员不在少数：吕红琴，中国坐式女排选手，现在是上海长宁区一家商场的职员；林海燕，2岁时因小儿麻痹症腿部残疾，为中国射击队夺得北京残奥会第一枚金牌，现在是北京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员工。侯斌，三届残奥会跳高金牌得主，北京残奥会主火炬手，在厦门市残联康复中心工作……

　　在比赛时意外受伤致残的运动员桑兰，一直关注着和自己有着类似不幸的运动员群体。她曾向有关部门建议，国家为伤残运动员提供伤后康复治疗，特别是心理治疗。她还希望，可以为退役伤残运动员报销部分医疗费用，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

　　2009年3月底，卫生部医政司召集会议讨论国家康复治疗进入医保和开展全国康复医疗资源调查。有关专家认为，中国康复医学事业的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

　　桑兰在自己的博客里这样写道：“我相信在康复医学方面，国家将会有更多的进步，所有伤残和退役运动员都会快乐地生活。”

　　不仅仅是伤残运动员，其他退役运动员，同样需要帮助和扶持。根据体育总局2008年的统计，中国每年退役的专业运动员约6000人，其中40％左右面临就业难题。

　　辽宁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中国田径协会竞赛部副部长刘仁盛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又有一批优秀运动员退役，需要就业安置。“解决好这一问题，是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一方面。”

　　专家指出，由于中国的专业运动员绝大多数从少儿时期就开始进行长期训练，不少运动员缺乏文化知识和社会实用技能，离开赛场后难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加之高强度的专业训练留下不同程度的伤病，给退役运动员带来沉重的身心压力。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社会学学者徐本立分析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运动员的退役安置工作主要是由行政手段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日益深化，长期依赖行政手段、政策优待支撑的传统安置工作模式也面临调整，退役运动员不得不开始自谋职业。

　　“国家应当努力让他们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得到全方位的生活保障。”徐本立建议。

　　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一项研究指出，应当“建立运动员退役后就业培训制度，将其纳入运动员安置体系中”。

　　刘仁盛说，政府应该坚持政策性安置，鼓励继续教育，加快体教结合进程，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和运动员职业化发展等对策，以促进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有关部门已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2008年两会，一份《运动员保障专项资金财务管理办法》由财政部批复转发至国家体育总局。据财政部证实，此项资金总计2797万人民币，将用来为退役运动员提供保障。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这项资金适用于所有在役与退役运动员，主要用于解决运动员伤残、生活困难、职业辅导3个方面的问题。

　　湖南、广州等地已经印发、起草了有关退役运动员安置的相关办法。今年6月份，甘肃省政府出台政策，妥善安置120名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

　　参加了4月份在广东举行的首次全国退役运动员运动防护技能培训班后，2005年因伤病退役的湖南举重名将陈初富说：“希望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社交能力，获得体育之外的社会认可。”曾经一度失落的他，目前信心满满。

　　徐本立说：“体育人才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群体的价值和功能逐渐被社会认知和接纳。把体育人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开发培养，对于体育事业、产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是退役、伤残运动员的一条新出路。我坚信他们的未来会越来越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