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出口真能接过投资的“接力棒”，带动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么？悬疑未明，而如果有肯定答案，则是市场和决策层的期待。

　　8月11日，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002.1亿美元，同比下降19.4%，环比增长9.6%，其中出口值今年以来首破千亿美元，为1054.2亿美元。

　　这一最新数据表明，外贸进出口自去年10月开始连续下滑5个月后，从今年3月开始已连续反弹5个月，海关总署据此判断称“逐月回升趋势基本确立”。

　　作为中国经济近10年发展动力最足的“发动机”，出口数据的微妙变化，都被视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而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受冲击最大的恰好也是出口。

　　“三季度中国的出口增速转正的难度很大。因为全球的总需求在那儿摆着，全球贸易额预计今年将萎缩10%到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李向阳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根据他的判断，全球经济还处在企稳过程中，“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跌幅只要比全球的幅度低就是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份额没有丧失。”而且，他认为，中国过早、过高的出口转正，可能会导致更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

　　李向阳履新不久，之前他是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专注于中国经济与世界关系的研究，经常向决策层提供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

　　他还对记者表示，全球经济复苏后，不会像2000年之后那样迅速转为扩张，而会在中低增速水平上维持一段时间。因此，除了外需拉动，中国经济要找到增长新支点，“以解决收入差距为切入点刺激消费”是他开出的对策。

　　全球经济还在企稳中

　　《21世纪》：世界经济是否已经开始回稳了？

　　李向阳：我的基本判断是，现在全球经济处在触底的过程，企稳还在进行中。在此期间，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实体经济，都有可能出现反复或波动。

　　首先，美国私人消费的可持续性存在很大问题。到5月份，美国私人储蓄率达到了6.9%，在半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上升了将近6个百分点，私人储蓄率的上升意味着消费的下降，美国现在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刺激政策所驱动的。

　　第二个因素是金融机构去有毒资产进程还没有结束。如果有毒资产不能有效的消除，其扩大贷款、刺激投资就很难实现。

　　第三个因素是与消费直接相关的美国失业率还在高位，预期在年内将达到两位数。失业率上升反映了经济的不断恶化，同时又为未来的经济复苏埋下了隐患，使大众消费信心下降。

　　第四个需要关注的是美国房地产，目前居民房地产的价格和销量都在回升，但是商用房地产价格却没有任何改善迹象。最新的统计显示，与2007年的最高点相比，全美的商业不动产价格累计下跌了35%，目前还在继续下滑。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估计美国金融机构的损失可能会达到2000亿－2300亿美元。

　　《21世纪》：如果全球经济复苏，会出现什么样的路线图？

　　李向阳：我个人判断是，在明年经济复苏后，会在中低速增长水平上维持相当长时间。

　　过去10年，全球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负债消费，而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把这种消费模式彻底打破了。私人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70％，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超过20%，由此就可以估算出美国消费的下降对全球总需求的影响会有多大。如果美国的消费跟不上，国际经济也很难保持可持续增长。

　　此外，我认为新能源有可能成为全球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短期内，新能源不可能替代化石能源，但是并不代表它不能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带头产业。新能源的发展并不仅限于该类产业本身的投资，为适应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规则的要求，化石能源消费的减排也需要大量投资。新能源或清洁能源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方式的“绿色化”。

　　解决收入差距，刺激消费增长

　　《21世纪》：世界经济的企稳，会令三季度中国的出口增速转正吗？中国出口今后能否延续过去爆炸性的增长？

　　李向阳：第三季度中国的出口增速转正的难度很大。因为全球的总需求在那儿摆着，全球贸易额预计今年将萎缩10%到13%。

　　从全年来看，中国的出口增长率跌幅只要比全球的幅度低就是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出口份额没有丧失。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我们的出口就能实现恢复性增长。如果在全球出口增长率大幅下跌情况下，中国还能保持正的出口增长率，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贸易保护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危机结束之后，我们的出口将不可能复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模式，很难再回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

　　《21世纪》：如果出口无法大幅拉动中国经济，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

　　李向阳:我想最重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支点，是以解决收入差距为切入点，刺激消费。

　　从中央出台的政策看，第一步是解决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为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环境；第二步是解决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问题，我们的消费之所以不足，是因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例太低，资本收益所占比例不断上升。因而，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需要对生产要素的分配机制进行改革。

　　从对外的情况来看，中国可开放的空间越来越小。未来扩大服务业开放和放松国内管制，都是和促进消费需求连在一起的。

　　《21世纪》：如果全球经济复苏后要在低位徘徊很久，那么中国经济能否走出背离全球经济的新趋势？也就是“脱钩论”是否可以成立？

　　李向阳: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并领先全球经济开始复苏。但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率先复苏的主要推动力是政府投资，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不太可能独立于全球实现单一的增长，脱钩论是不成立的。我个人感觉，中国经济现在能做到高速增长，与我国特殊的制度优势有很大关系。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不可行

　　《21世纪》：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受挫的是发达国家，中国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否可以有些调整变化？比如一些出口商把中东和非洲作为新的出口地，取得了突破。

　　李向阳：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但是中国今年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依靠开辟新兴市场解决不了中国出口的根本问题，只是有助于缓解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需求下降的压力。

　　在危机阶段，扩大对中东和非洲的出口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发达国家需求在大幅萎缩。但在中长期内，这些新兴市场的有效需求不可能大幅提高，尤其是非洲，在收入水平真正改变之前，消费不可能有大规模的上升。

　　《21世纪》：今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超过日本，有人提出中国可以走出去，比如实施中国版本的“马歇尔计划”，你对此怎么看？

　　李向阳：即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也没有能力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一方面，中国跟当初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完全不可比。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软实力，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对等的，美国超过英国很多年后才成为主导全球经济的真正领导者。中国即使超过日本后，离美国还有很大的距离，想改变目前全球的经济格局，乃至影响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跟美国不同。中国经济是依靠外部市场的出口导向模式。要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和规则制定者，需要有能力向其他国家提供足够大的出口市场，换句话说，只有贸易逆差国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