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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杨立在少先队观摩会上给学生们讲授“学习刘文学”。资料图片 |
1934年，18岁的杨富魁中学毕业，进洋学堂当了“先生”。他找到了归属感，因为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精神，与家庭所秉承的向善、向上、文雅相契合。
建国初期，杨富魁获得了一个二级教师的职称。此后60年，他的儿子、孙女相继成为老师。岁月改变的，是课本、学校环境、教师地位等教育载体。岁月改变不了的，是他们善良、进取、文明的教育情结。
家庭介绍 杨富魁：93岁，1934年起在宣武区西北小学当教师。
杨立：64岁，1963年起在宣武区中恒街小学当老师。
杨海燕：37岁，1989年起在宣武师范第一附属小学当教师。
他们祖孙三代的职业生涯，只有重合，没有间断。75年来，他们的职业生涯见证了教育事业的变迁。
信任共产党 杨富魁抱着四岁的儿子，从牛街走到珠市口，看共产党的军队从城南进入北平城。
那是1949年早春，34岁的杨富魁是西北小学的校长。
回到家，他看着箱子里的两根金条，做了新的决定，“把学校交给共产党管吧。”
两根金条是学校的最后一笔资金。
15年前的夏天，18岁的杨富魁成为西北中学第一届第一班的毕业生，随后在西北小学当了老师。
此后十余年，风雨如晦，兵荒马乱。西北小学却在这城南一隅，微弱但坚持地生存了下来。
平津战役胜利后，共产党解放了北平城。杨富魁看完解放军进城，思索是否把学校的前途交给共产党。
不知喜忧之际，往事乘虚而入，给杨富魁带来一阵疼痛——日本军队占领北平时，不准学校开设语文课程，用刺刀威胁着学生们上日语课。每天，都有专门的人在门口望风，日本人来了，老师和学生马上做出学日语的姿态；日本人走后，再恢复到正常上课。
妻子生下儿子杨立时，日本兵投降撤出，国民党入主北平，但教育状况改善不多。宣武区的很多学校，都是租用寺庙的便宜房屋做教室，随便用黑漆刷两面墙当黑板——
“那样的条件下，学校都没有垮掉。如今代表老百姓的共产党来了，学校教育应该更不会缺失。”
就这样，杨富魁把西北小学的账本和最后一笔资金，上交给了共产党。
因为信任共产党，所以坦然无忧。
晋升二级教师 回民工作委员会很快在西北中学的基础上成立了回民学院，杨富魁当了总务处干部，主管整个回民学院的基建工作。虽然脱离教学，但他晋升二级教师，每个月拿76块钱的工资。
最让杨富魁骄傲的是，他主持建了回民学院的一栋教学楼。“那可是整个牛街第一栋小楼，很惹眼呢。”每天上课，琅琅的读书声传到整个牛街。
这个时候，杨立也在回民学院附属小学读书。
1959年后，整个国家都处于困难时期。
让杨富魁深感骄傲的是，家里的四个孩子，虽然生活有些困难，但都热爱学习，成绩优异。
“就拿我来说吧，学习成绩特别好，还在班里担任干部，初中升高中还是保送的呢。”想起读书时光，杨立的脸上洋溢着笑意。
杨立记得，父亲在学校基建工作上大展手脚，几年时间就牵头负责修建了回民学院好几栋教学楼。
“那时候很忙，每天很晚回家，就在饭桌上跟家人讲讲学校的情况。”杨富魁指着不远处伊斯兰经学院的绿色屋顶说，那就是他牵头修建的房子，直到现在都是宣武区的一个地标建筑。
时光滑到杨立的高三，他面临一个重要抉择——考大学还是工作。作为家庭的长子，他最终放弃大学梦，决定工作。
“要么参军或进工厂，要么当老师。”杨立说。
儿子的教学成就 杨立跟父亲说出自己想当老师时，是在一顿晚饭的桌上。杨富魁听完，不假思索地点点头，连说“挺好，挺好”。
事隔两年，杨立才体会到当时父亲对自己的支持和子承父业的骄傲，其实是藏在这种淡然的表情里。因为杨立的大妹也要工作，说想当电影演员。杨富魁想了几分钟，大手一挥微微皱眉“不行啊，这是不务正业”，一句话，让杨立的大妹改了志愿，进了工厂。
1963年9月，杨立和其他19名同学被挑选为教师，历经半个月的培训后，被分配在宣武区各个小学。与此同时，13名仅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老师离开学校，转业或者参加培训，以达到中师水平。
正式上岗前，杨富魁帮儿子分析了小学各个年级的状态，建议他挑一个中年级的班开始教课，比如三四年级。杨立果然在挑班级时说出三四年级，他也被如愿分配到宣武区中恒街小学四年级，教语文课。
课本上开始有了毛泽东诗词，学校开始号召学生们向刘文学、雷锋等英雄人物学习。杨立记得那次少先队观摩会，就在他的班上举行，有区里不少的教育领导参观。黑板立在前排，上面有醒目的大字“纪念刘文学”，旁边还有他的头像和事迹。
几年下来，杨立从模仿老教师讲课，已经学会自己摸索教学。“我教的班成了红领巾班，特别有成就感。”杨立说。
此时，他的工资是每个月37块钱，全部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学校大发展 “文革”期间，教学工作曾经停滞了两年。
复课后，杨立重新回到讲台。虽然工资没变，父亲也还在湖北农村下放，但杨立还是重新燃起了对工作的热情。
“我发现自己的教学激情一点也没退减，因为一直相信教育本身的力量，也坚信国家一定会再重视教育。”
1971年，杨立结婚了。第二年女儿出生，他们搬到输入胡同的一所平房里。
拨乱反正后，杨富魁从湖北回到北京，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
国家给杨富魁分了一套楼房。他闲暇时，还是喜欢到学校转转，也曾跟经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出国，到西亚参加朝拜。“我们都赶上了好时候”。
因为此时，教师又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上又开始敬重老师。
杨立的工资一下子涨到四十多，没过一年又涨到六十多。“有天听说工资可能涨到一百块，真不敢相信。”
后来不但工资涨到一百，学校的教学设施也飞速进步。
第一台电脑进学校时，杨立觉得很新奇。“我还记得，那是几台苹果电脑。老师们都围着看，高兴得很。我回到家后，也情不自禁地告诉了妻子和女儿。”
孙女继承祖业 杨立刚过而立之年，对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生活充满了感恩，对一天比一天更好的教学环境充满了欣喜。他凭着自己十余年的经验，拿出十二分的力气，投入到教学工作中。
在女儿杨海燕的记忆里，刚刚读幼儿园时，父亲总是加班到很晚才接她回家。幼儿园的老师怕她想家，就让她唱歌，自己拉手风琴伴奏。渐渐地，她爱上了音乐。
杨立把女儿放到自行车后架上，父女俩开始往输入胡同的家里走。一边走着，杨立爱讲老杨家的过去，告诉女儿爷爷的爷爷是做骡马生意，爷爷的父亲是房屋中介，他们善良而有进取心，同时向往着成为文雅的“先生行列”。所以爷爷杨富魁成为先生后，杨家终于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属感。
“因为我们要向善，要向上，要做文明有礼的人，并且把这样的想法传达给别人。”
从不懂事到懂事，杨海燕一直被父亲这样教育着。到她初三毕业时，说自己想去搞音乐。
杨立思索片刻告诉女儿，他尊重女儿的意向，但是女儿是否考虑过当老师。“把你所拥有的知识、品德等，一句一句地教给学生，不也很有成就感吗？”
正好宣武区的一三四音师班招生，这既符合杨海燕的兴趣爱好，也传承了老杨家的教育情结，杨海燕理所当然地报了这个志愿。
为了表达对女儿的支持，第二年，杨立花四千多块给杨海燕买了钢琴。当时还住在输入胡同，杨立在9平方米的房子外给女儿接了一间小屋，但只能放下单人床。
杨海燕的钢琴被送到爷爷家。每到傍晚，她放学回来就跑到爷爷家练琴。
开始的时候，前来串门的人说“燕子弹得不好听”，年轻的杨海燕听了不免失望。
杨富魁却摸摸杨海燕的头，淡淡一笑说“挺好，挺好”。他仍然用这种淡然的表情，表达对孙女当老师的支持。
学生遍大街 杨海燕也曾动摇过。
1990年，杨家分了房子，在陶然亭公园北门附近，是六层板楼的顶层，53平方米。对比输入胡同的9平方米，杨立很知足。
这时候下海潮涌起。杨海燕的好几个同事辞了职，下海去经商，也赚到了一笔钱。她看着父母奋斗半辈子，才分得这么一套二手房，心里有些动摇。
杨立依然用老杨家的传统说服女儿。“你爷爷在解放前的艰苦时期都坚持下来了，现在老师的境遇那么好，你怎么坚持不了？我们杨家别看重钱，最重要的是做人，做一个向善、向上的文雅人。”
听从了父亲的话，杨海燕的心踏实下来，投入到音乐教学中。
她的学生已经不像杨立的学生那般踏实听话。“他们早熟，独立，也有思想。可是不太听话，敢跟老师对着说。”杨海燕会把这些趣事告诉已经不在教育一线的杨立。杨立早就分到区教委，主管教研，但是脱离了学生。
前两年，杨海燕讲自己班里一个学生，在美国读了两年书又回来，课堂上很“美式”，想喝水就喝水，想去洗手间就去洗手间。杨海燕告诉他，在中国的课堂上，学生要尊重老师，但那名学生竟然说出“不让喝水，那就不尊重人权”。
杨立不敢相信，摘下眼镜一再地问，“真的吗？现在的学生竟有这样的？”他现在已经退休，在人教出版社兼职，做编写语文课本的工作。
金庸小说入选语文课本时，杨海燕和父亲谈论过。最后两人的一致观点是，现在的教育，给学生传授的价值观已经多样化。
思想偏于保守的杨立，支持在小学语文中多加古文和诗词。“观念现代化，价值多样化，但是好的文化传统不能丢。”
现在杨家三代走在大街上，一路总听到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亲切地喊“杨老师”。这是他们的成就感。
本报记者董世彪摄 本报记者刘杰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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