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军为秋田县花冈矿山幸存中国劳工进行身体检查时所拍照片。资料图片

赵宗仁老人拿着日本公布的近4万名中国被掳劳工名册。本报记者 庄庆鸿摄

　　1940年代的中原大地，中国人在战火下四处逃荒。在破烂的车厢里，连车座靠背上都挤满了逃荒者。“人挤得走都走不动，那一年，我七岁。”年届八十的幸存劳工李良杰老人说。

　　如今，他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的会长，而与他同样被侵华日军掳走、在日本各地被压榨的4万名中国劳工，今天只剩下约700人。

　　“我们是太君，你们是奴隶”

　　1942年9月，在中国山东东平湖西边，“几万名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刺刀上系着太阳旗，相隔10米的间隔排开，齐声大喊着，慢慢追逼过去。

　　原日军军官小山一郎，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抓捕劳工”的事实。可见抓捕中国劳工，从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之前就已实施。

　　1942年11月27日，在日军国主义政府内阁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引进华人劳工问题》的文件决议。如今公开的档案上盖着“极密”，左边是东条英机及以下阁僚的签名盖章。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当地的日军、对日本惟命是从的汪伪政府及军队等共同实施了“抓捕劳工”行动，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将正在劳动中的农民、正在走路的人不加区别地抓起来，或者通过威胁和欺骗手段强掳。他们的年龄从11岁到78岁，大多是农民，也包括医生、教师、囚犯等各个阶层。

　　李良杰被日本兵抓时，才14岁。他们在塘沽等待被运往日本，每天都被日本兵打，一天只给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吃。“很多人喝不上水，只好喝别人的尿，连牲口都不如”。每天3匹骡马拉车运死尸，“来来往往，像流水一样往外拉”。

　　后来他和500多个劳工被日军塞进大船，经大连、旅顺、朝鲜，走了7天7夜的海路。“我亲眼看见，有的人生了病，被日本兵直接扔进海里活活淹死，不到一天就死了十来个人……”

　　1953年，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他们调查出，当时被抓捕的中国人总额为约4万人。报告中写道，“三井矿山集团在北海道、九州各个煤矿中残酷奴役近6000人，死者超过千人，三菱矿业在煤矿、金属矿山驱使两千七八百名中国劳工，死者约450人。”

　　李良杰等297名中国劳工被分派到福冈县三井煤矿。“我们这297人，不到1年就死了56个。”李良杰说。

　　“那时候我被编成6号，日语叫‘咯苦棒’，他们一喊‘咯苦棒’我就走上去，上去就给我一巴掌！还不能躲，我一躲，一棒子就打下来了。翻译拦住了，又跟我讲‘你们亡国啦……’我说‘不可能！不可能……’”

　　有时日本翻译看李良杰小，也会和他“讲道理”。“他就说：‘我们是太君，你们是苦力、是奴隶，奴隶不能不听太君的话……’”李良杰一字一句地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