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发出《关于广泛开展“爱国歌曲大家唱”群众性歌咏活动的通知》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爱国歌曲演唱活动的热潮：重庆市去年即开始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活动，将革命历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独具特色；江西电视台举办的“红歌会”擂台赛，把群众性的“红歌”歌咏活动与电视媒介娱乐节目相结合，寓教于乐；黑龙江电视台向国庆六十周年的献礼片——近日播出的电视剧《东方红》主题曲，充分演绎出红歌的时代精神……以上一系列“唱红歌”活动，引发了笔者对红歌现代意义的思考。

　　“红歌”的现代意义

　　探索红歌的现代意义，必须了解红歌的历史价值，明确红歌在中国历史和中国音乐史上的意义；进而充分发掘红歌的现代价值。

　　“红歌”并非专门的音乐术语，迄今也无严格的定义。笔者认为“红歌”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红色革命歌曲”。如果要从学术的角度进一步定义，笔者则认为，“红歌”是我国传统音乐向新音乐转折的重要音乐形式，包括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五四运动以来，我国人民在抵御外侮、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设现代化的过程中，直接借用、改编国内外原有歌曲旋律进行填词或使用西洋作曲技法创作的以爱国和革命为主题，并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唱的群众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以抒发爱国和革命情感为主；旋律优美、易于传唱；节奏刚健、催人向上；音乐整体体现出中西音乐交融特征。如提倡男女平等的《勉女权》、歌唱祖国的《大中华》、追求自由与人权的《义勇军进行曲》，表达战斗激情的歌曲《游击队之歌》，赞美革命烈士的歌曲《红梅赞》，歌唱领袖的歌曲《东方红》，颂扬美丽山河的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表达改革开放激情的歌曲《走进新时代》等，即是不同时期“红歌”的代表。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看，“红歌”是我国近代救亡图存和民族自强的产物：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过很多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在历代奋不顾身地保家卫国中华儿女中，诞生出了岳飞、文天祥、袁崇焕这样的民族英雄；也应产生许许多多如《满江红》一样激励人们斗志的爱国歌曲。但可惜的是，当我们试图从中国音乐史上寻找这些宝贵的音乐遗产时，除了一首《满江红》，最多还能举出姜夔的几首慨叹历史兴亡的自度曲，再难找到更多的爱国歌曲。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种凝聚了不屈的民族精神的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理应努力保护、传承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华大地上产生的红色革命歌曲。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来看，红歌所追求的民族与科学、自由与人权，具有普世价值：如《国民革命歌》、《路是我们开》提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创造新世界”的目标；《五一劳动节》、《毕业歌》唱出了“劳动最神圣”、“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担当；《我们是民主青年》、《团结就是力量》表达了“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人民的先锋”、“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自由，向着太阳”的民主与自由的理想；《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否定一切救世主，提出了人权的诉求。红歌的演唱的方法，开始借鉴西洋唱法的优点，体现了当代科学发声的原则。

　　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红歌”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红歌在内容上反映出中西文化的融合，在音乐形式上也是中西音乐融合的典型。红歌除少量直接改编自民歌的曲调外，多是七声音阶，并以大调式为主；或直接借鉴民歌或西方歌曲的旋律，并出现了诸多优秀的多声部合唱作品，如《黄河大合唱》，这是我国主流音乐传统所缺乏的。

　　从社会教育与儿童教育的角度来看，红歌体现出集体主义和刚健向上的精神：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昔日的靡靡之音重新泛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物质享受中迷失自我。特别是一些青少年甚至于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口唱出的，却是一些他们连词意都不明白的诸如《老鼠爱大米》、《你是我的情人》、《姑娘我爱你》之类的情歌，还有《老公老公我爱你》、《QQ爱》、《两只蝴蝶》、《狼爱上羊》、《那一夜》等趣味低俗的歌曲。红歌正好可以弥补我们时代面对多元文化冲突的彷徨和迷失，让我们更加积极向上地追求美好生活。

　　从当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和民族凝聚力的角度来看，红歌自诞生之初就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成为群众歌咏的经典：我国从周代开始出现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雅乐-郑卫之音的两分对立，到后来的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四分各别，都反映出了音乐的阶级局限性。特殊的历史背景，使红歌超越了这一局限。加之红歌的歌词大多琅琅上口，内容健康向上，旋律优美而简易。因此，红歌的广泛传唱，有利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凝聚民族精神、充分发挥文艺的引领作用。

　　与时俱进唱好“红歌”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明确了红歌的现代意义，关键在于实现，即我们今天如何唱红歌？

　　要实现红歌的现代意义，首先需要我们唱出红歌的时代精神，特别是从音乐专业的角度体现出红歌的开放性与时代性：从红歌的器乐表现形式(配器)上，可以用民族乐队伴奏，可以用管弦乐伴奏，也可以用电声乐队甚至于摇滚乐队伴奏，甚至纯粹的器乐演奏；从红歌的声乐表现形式上，可以采用民族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原生态唱法等各种唱法，也可以采用独唱、重唱、齐唱、合唱等各种形式。总之，我们应以开放的、发展的眼光对待红歌，“不拘一格唱红歌”。比如老年人可以用民族唱法，青年人可以用通俗唱法，少数民族还可以用原生态的唱法。黑龙江电视台近日推出的电视剧《东方红》，其主题曲“东方红”与片尾曲“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将现代作曲技法(即拼贴法)和原生态唱法融合起来，堪称时代精神的典范演绎：在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宽广深厚的弦乐持续音和领袖的谈笑风声“伴奏”下，粗粝高亢的男声“吼”出的《东方红》，唱出了红歌的历史内涵与时代精神。今天，我们唱红歌，如在演唱技法上满足于对以往的简单重复，在演唱方式上局限于过去的固定模式，在演唱风格上固执于昔日的规范教条，这样的演唱即使非常专业，也难免会将红歌片面化、模式化、教条化，使红歌被今人当作已经熟悉的东西而忽视、当作陈旧过时的东西而抛弃，乃至当作政治宣传的工具而引来反感。今天，我们唱红歌，唯有象电视剧《东方红》的主题曲一样唱出新时代的精神，才是实现红歌现代意义的最佳方式。

　　要实现红歌的现代意义，其次需要我们唱出红歌的历史内涵。熟知并非真知，会唱国歌，并不等于我们明白国歌的产生背景与历史内涵；恰恰相反，在时间的淘洗下，曾经风雷激荡的历史光芒被遮蔽。对于生长于新时代红旗之下，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艰难岁月、体验过革命年代血与火洗礼的当代青年来说，烈士的鲜血渐行渐远，曾经引导不同时期文化潮流的红歌简化为纸上的乐符。如能够组织近代史学家与音乐家共同撰写出《红歌史》，使人们在传唱红歌的时候，充分理解红歌的历史内涵；正如历史文物的价值，本应完全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然而实际上却以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度为价值标准一样；对红歌进行深度历史阐释，透过红歌中展示出的外源性文化危机所带来的我国当代的文化转型与文化整合的特征(衣俊卿《文化哲学》)，才是体现红歌的价值，实现红歌的现代意义的根本途径。

　　要实现红歌的现代意义，也需要相应的组织。重庆的“唱红歌”活动和江西电视台的“红歌”比赛，可以看作组织的两种模式。媒介的红歌比赛，可寓教于乐，可引导大众，因此，在比赛中，需要对红歌从广义的角度进行限定；在演唱的过程中，则可通过模仿原唱和创新演唱，丰富红歌比赛的形式，引导人们从感性上充分认识红歌；还要要求演唱者阐释红歌的历史内涵，升华红歌比赛的意义，启发观众从理性上深入了解红歌。而各地市机关单位及学校的群众歌咏活动，既可通过晚会的形式来表演和传播红歌，更可以通过趣味比赛的方式来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娱生活。但为了保证红歌的组织与演唱效果，必须在诠释红歌的当代精神和挖掘红歌的历史内涵两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真正唱出红歌的历史内涵，唱出红歌的时代精神。艺术的魅力在于其自发性，借助红歌的自发性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通过有组织的演唱，使人们变自发为自觉，从而区别于大众的自发演唱，发挥组织的能动性，是实现红歌现代意义的重要手段。要实现红歌的现代意义，还要注意在演唱中超越红歌原有历史的局限，既看到将红歌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作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历史意义；更要让红歌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光彩。

　　唐应龙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