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五、马建山、王有才、尚文革也被查出患有尘肺病。摄影 杨猛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出具的尘肺诊断书。摄影·杨猛

　　医生的牢骚：“有错的没有得到任何处理，为什么拿我们开刀？”

　　从滴血验亲到开胸验肺，当法律欲振无力时，中国传统的自表清白的极端方式，才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如果不是海超开胸验肺，如果不是媒体关注，我们不会有今天。”说话的是曲梁乡尚庄村的尚文革，张海超在振东公司时同车间的工友。7月30日一早，他接到新密县卫生防疫站电话，和第一批16个工友一起到新密职业病防治所进行体检。

　　早先，尚文革曾经因为身体不适，多次要求检测尘肺，但是“因为振东不开具证明，职防所就不给检测。”根据《职业病防治法》规定，鉴定职业病需要提供许多材料，其中“病人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这两项关键内容需要从企业获得。对于尚文革们来说，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跟张海超类似，工友们的个人经历是可以复制的。他们都居住在新密市下属的乡镇，祖辈务农，微薄的田地不足以支撑生活，怀揣着进工厂拿工资的梦想，通过贴在街道电线杆上的招工广告，来到了振东公司。成立于1988年的振东公司，经过10年的奋斗，正逐步摆脱家庭作坊的初级阶段。能源产业在中国的兴旺，导致了耐火材料的供不应求，振东一路做大做强。而这些农民工却在长年累月缺乏保护的工作环境中，付出健康代价。

　　7月30日晚上12点多，体检结果出来了。尚文革和其他人不约而同想到要给张海超打电话通报，“海超，我们的结果都出来了。”

　　后来张海超讲，他当时就有预感，工友们的命运可能和自己一样。

　　果然，电话那头传来尚文革略带兴奋的回答：“尘肺！我们4个检查出来了。全是尘肺。”

　　语气里，听不出恐慌。而传递出的兴奋，着实令张海超感到害怕。他意识到，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倒霉。

　　四个被检查出尘肺的工友分别是：

　　尚文革，43岁，曲梁乡尚庄村人，尘肺病三期；

　　王有才，49岁，曲梁乡黄台村人，尘肺病三期；

　　高水五，33岁，刘寨镇园林村人，尘肺病三期；

　　马建山，47岁，曲梁乡全庄村人，尘肺病一期。

　　其余人的结果尚待检查。

　　其中，马建山在振东公司工作时间最长。他1998年7月到2006年11月，先是在三车间筛棕刚玉砂，在二分厂做硅砖装窑工、破碎工，累计接触粉尘史8年4个月，所以他对自己的尘肺一期感到不解，“至少应该是个三期”。

　　7月31日，他们到新密劳动局申请工伤鉴定，被告知，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出具的诊断说明书上，工作单位一栏都写成了家庭住址。4人相约一起到郑州去修改。

　　在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医生谨慎地对待着他们。三名给张海超诊断为“肺结核”的同行被撤职，在这里引起里不小的震动。一名不愿意具名的医生感到很委屈。她说：“我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对准我们？ ”

　　她的委屈在于：“2002年之后，卫生监督所和我们剥离，职防所没有任何执法能力，所以对企业拒绝出具介绍信无能为力。”职业病防治所属于服务机构，按照规定单位出具粉尘接触史才能进行尘肺鉴定。

　　这位医生的牢骚，揭示了职业病监管目前存在的真空地带：现行法律规定，生产环节和环境归安监局管，工人健康则归卫生监督所管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出多门，最终却导致无人对农民工职业病一管到底。

　　“有错的没有得到任何处理，为什么拿我们开刀？”大夫的语气里带了些愤怒。

　　但是这位医生没能回答，具有职业病鉴定资质的职防所，为什么在张海超的尘肺病检查问题上，前后得出了“肺结核”和“尘肺三期”两种反差巨大的诊断结果。

　　张海超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不是我一个人得病了，都得病了。”

　　从河南省职防所回新密的路上，4个工友和记者挤上了同一辆出租车。高水五羡慕地和出租车司机聊天：“你一天能挣个300元吧？”司机答：“差不多。你也可以干啊。”

　　“不行了。身体干不动了。”四个尘肺病人看着窗外，一路不再多话。

　　工友的抱怨：“防护口罩一个月才换一次。”

　　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坐落在新密的曲梁乡。出事之后，大门紧闭。厂区高悬的标语“以人为本、以德治厂”，据说是董事长侯振东亲拟，现在看来具有了讽刺的味道。

　　新密市委宣传部李绍光介绍，这家公司正在接受立案调查。他说，“这个企业在当地耐火材料企业中，不属于最大的，也不属于最小的，中不溜。”

　　但是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这个企业是当地纳税大户。振东公司的轨迹，是很多乡镇企业的缩影：1988年8月18日，公司创始人侯振东、毛喜民、刘大圈三人靠自筹资金5000元，在二亩七分地盘上创建郑州矿务局磨料磨具厂，从此踏上了创业之路。1998年8月18日，正式成立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在一份介绍侯振东的报道中这样写道：“全省质量管理先进单位、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是什么让振东公司在近20年的时间里荣获上百种荣誉？是什么让一个三人家庭作坊发展到1500人、公司注册资金从5000元增加到现在600万元的龙头民营企业？”

　　尚文革还记得，2003年他进入振东的时候，正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带动了能源产业的又一个“大炼钢铁”年代，用于炼焦炉的硅砖耐火材料市场供不应求。“硅砖成本不超过1000元一吨，但是可以卖到2400元一吨。”

　　尚文革从事的是破硅石工种。就是拿冲击钻，将硅矿石打碎碾成粉末。“能明显感到粉尘钻到了鼻子里和嘴里。溅起的粉尘有时眼前什么也看不到。”

　　工人基本没有任何防护知识。“防护口罩一个月才换一次。”马建山说。在工厂执行的是计件工资。张海超做的是搬运工，把加工好的硅砖搬到砖窑里，“一天得搬个五六吨的样子。”工人们每天都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

　　很快硅砖生产高污染高耗能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工友们的说法是“其间在洛阳等地，有硅砖生产企业被检查出大批尘肺工友”，随着地方对产业结构的限产调整。振东的主营业务开始向钢包砖发展。这是一种用于炼钢炉的耐火材料，成本高，但是也能卖到两三千元一吨。该公司年产各种耐火材料8万吨，棕刚玉砂1万吨。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所的人士介绍：职业病本身是可防的。像振东这类企业，在开业前必须进行预评、劳动环境评价，同时对劳动者进行评价，上岗培训，劳动者有权选择做还是不做。

　　但是张海超和工友肯定地说：“没有任何培训。”上述程序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兑现过。

　　死亡的气息已经笼罩在乡村。距离张海超家不远的邻居张喜才2007年死亡，被鉴定为尘肺2期。张喜才的儿子介绍，张喜才2004年1月进振东做破碎工，2005年1月感觉身体不适，2月从车间调离。此后多次求医。“2006年背着氧气去郑州职防所做工伤鉴定，才被鉴定为尘肺2期。”2007年5月，张喜才死亡。

　　张喜才的儿子至今保留着父亲在振东一个编号1217的“上岗证”和一年的工资存折。张喜才在振东工作了12个月，总计拿到6786元，但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奇怪的是，即便是张海超这些染上尘肺病的工友，对于振东公司和董事长侯振东印象颇佳。

　　同乡之谊，让侯振东“没有亏待大家”。“在振东可以按月拿到工资，而且一天三顿饭都是免费的。”张海超说。他之前和父亲摆摊卖鞋每月合计才挣800元左右，而在振东，每月可以拿到

　　1000多元。正是加入了振东，他们的家庭收入提高了，一度“很多人都争着去振东打工。”

　　为发展地方经济，政府许诺对新密第一家上市公司将给与1000万元重奖，而振东正在朝这个目标奋进。7月31日，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公司副总秦永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也有苦衷，也有难处。”但具体的苦衷，他欲言又止。

　　新密市委宣传部的李绍光认为，振东从一个家庭作坊到后期快速扩张，忽视了对于工人健康的重视。他说，“整个社会对职业病体检都不重视，农民工流动性大，增加了难度。”

　　张海超事件仅仅是冰山一角。据介绍，仅新密就有近百家和粉尘接触有关的企业，涉及到员工1万多人。而新密劳动局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去年来申报职业病工伤的只有20多例。

　　CCTV的报道说，全国1600万家有毒有害企业，受到职业病危害人群2亿人，农民工又占了大多数。去年全国统计有64万尘肺病患者。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巨大代价的缩影。

　　尘肺病

　　尘肺病是危害矿工特别是煤矿工人健康的最严重职业病。由于患者肺内吸入大量粉尘，导致肺组织不断纤维化，影响通气、换气功能，进而导致全身性疾病。正因为尘肺病危害严重，所以才有“白伤大于红伤，尘肺猛于矿难”的说法。

　　职业病是可防不可治的疾病，而且治疗费用高昂，即使治好了也会留下后遗症。因此，只有前期预防才是消除职业病危害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