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场江湖

　　我住过广州的各种楼房。

　　活在广州，不免要跟派出所打交道。我当时住的一个小区，就只有我一家黑人，我入住时还主动去派出所登记。我就算接待故乡的朋友，也会主动带他们去派出所登记，但警察还要到你家里查，我就想，为什么要这样？是的，他们对我不信任，他们太紧张了。

　　在中国最艰苦的一年，是1990年，当时刚毕业的我在顺德打工。公司安排我住农民房，整个冬天都没热水。我跟上司经理出去谈业务时，必须说英语，不准说中文，还要自称美国人。这个经理不喜欢我跟其他人接触，甚至不让我跟董事长接近，但我开始交朋友了，学会吃狗肉、吃海鲜，董事长秘书还开车带我去兜风。

　　1990年代下半期到2000年年初，我是个到处跑场的非洲歌手。我到过很多省份唱歌，有小城市的小剧院，也有大都市的酒吧。在有些地方，人们来看演出只是为了围观我，广州曾经很旺的“非洲吧”，也是我1995年驻场唱歌时带红的。东奔西跑地，很多人请我喝酒、洗脚，我还曾经很纳闷，中国人为什么要专门去洗脚呢？

　　在夜场唱歌，基本上没遇到过警察来盘查的情况，反倒是在一些小城市里，文化部门会来演出现场找碴，然后说我是外国人，又没有演出证那样的要罚款，有一次还把我的护照给没收了。不过，经纪人还是能通过关系或花钱把我的护照给弄回来。

　　弹琴唱歌的那些年，我才二十多岁，月收入上万，花钱很随意，每个月交给广州移动的话费都有两千多。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东莞的夜总会演出的情形：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列在大门口，好架势，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一些大的夜场，我还跟一些明星同台过，譬如香港艺人“大傻”，成奎安。我当时好奇地问他，你能演这么多黑社会角色，而且演得这么像，他回答说：“我自己就是黑社会，当然演得像啊！”

　　在夜场的台上，我要唱歌，要搞笑，有时客人还要你陪喝酒，有的客人喝疯了，把一叠叠港币、澳（门）币、人民币拿出来甩，成千地给我小费。有的客人喝多了也会乱说话，有一次，我穿了八路军的演出服唱歌，一个观众就走上台来，抢了话筒，说你们外国人敢侮辱中国的解放军！还有些客人，会用很难听的话来挑衅我，但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

　　放浪的生活始终不是长远之计。我经常两三点才能睡觉，偶尔被迫喝醉，而且我遇到的人都是素质比较低的，站在台上还得不到尊敬。在2001年的时候，我已经32岁了，我真的想放弃那种生活了。

　　风月过后

　　我是有梦想的。刚果有很多河，很多水资源，却没有人知道利用，刚果人不会用机器，只会用手去劳作。我和哥哥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中国买一些养殖设备，将来运到刚果去发展农业。

　　但是，在中国的头十几年，我几乎把自己的信仰都抛却了。在我想离开夜场，离开唱歌岁月的时候，我又重新接近了上帝。是的，我感觉到孤独，我想跟上帝说说话，得到他的指引，而且我很想安定下来。

　　这时候我想结婚了，但在中国找老婆并不容易。第一个跟我玩得好的女生，是在北京读书时的大学同学，班上同学都对她说外国人很会骗中国女孩子感情，但她觉得我人很好，而且她找我也是为了练习英文。在夜场唱歌的时候，我也交过一些女朋友，但我知道那些都是短暂的——很多只是想我给她买东西，或者懒得干活，住在我家而已。

　　我曾经对一个中国女孩动过结婚念头，她叫阿兰，我在1996年开始跟她谈恋爱。她是一个开美容店的广州人，从来不要求我买什么、做什么，一切都是顺其自然，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懒惰或者随意。我们断断续续地在一起，直到2001年的某一天，她跟我说，她交了个可能要结婚的男朋友??结果我参加了她的婚礼，当然，新郎不是我。

　　2002年认识我太太时，我也没想到会与她结婚。她是在小北路做服装生意的北方人，粤语说得很好。除了阿兰，她是第二个会帮我洗衣服、做饭的女孩子，也不喜欢看我在夜场的那些演出。我一直跟她说，我很想安定下来，好好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但如果你的父母不同意找一个黑人做女婿，我不会勉强与你在一起——很幸运，这次跟过去的女朋友不一样，她父母并不反对接纳一个非洲的女婿。

　　2005年，在拍拖3年后，我们结婚了。我到太太的老家去时，她家里来了好多亲戚，四乡的人都来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我。那真是很奇妙的事情，那种感觉，跟过去在北京，或者现在在广东的农村被围观的感觉不一样。我爸爸妈妈也过来了，他们不懂中国话，但两个不同种族的长辈能坐在一起，真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

　　我现在有两个女儿，长得既像她们的爸爸，也像她们的妈妈。我每天给他们看英文儿童碟片，逗她们玩，教她们说中文、英文和刚果话。我会带女儿参加基督教小组的活动。我的大女儿说她将来要做个医生，每天都要给我打针，我则学会了用打针来吓唬其他小朋友，无论他的皮肤是黑的，还是黄的。

　　在我的故乡，家庭的关系就是像弹簧一样，可以无限地拉长，却不会断裂；亲人间会有不同的意见，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决不会断绝关系。但我觉得很奇怪的是，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故乡让老人家抚养，我们刚果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生意难做

　　我做的第一笔贸易生意，是在2002年。那次我为一个刚果商人采购了一万多人民币的货物，她给了我100美元的酬劳。哈，当然，她不知道我在采购时，其实也像其他中国人一样吃了回扣。当时，广州向非洲的出口正在起步加速，小北路开始有非洲商人聚集，我已经能带着同胞在沙河顶一带采购货品、运回刚果了。

　　广州周边的轻工业、电子工业发达，又有很多批发市场，加上离香港很近，很多非洲人都来做生意——有的是穆斯林国家的商人带过来，有的是香港的非洲商人转移过来。广州不像香港那样空间密集，生活成本也低一点，买货、发运都很方便，而且，广州的警察长期以来对我们也算友好。

　　2005年，我的公司也开到了小北路附近。那时候生意真是好啊，很多非洲下家的采购者一来，就有很多人——无论是非洲人或者中国人拥过来抢生意。我很聪明，把公司稍微开在附近非洲人没那么密集的地方，这样我就可以避免客人被撬走。

　　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从去年奥运会之后开始变得糟糕的。之前很多事情都很好，生意很顺利，非洲商人来来往往，但奥运之后，很多人从非洲的中国大使馆那边拿不到签证了。既然没有签证，非洲客户也来不了，加上金融海啸，所以对于我来说，2008年真是很坏很坏的一年。

　　金融海啸加剧了一些贸易纠纷，收了钱没出货，给了定金不付款等事情经常发生。其实，中国商人提供的货物的质量未必过关，非洲经济也不稳定，非洲客户签了合同也会有付不起的时候??唉，很倒霉，我的公司现在也有个生意官司缠身，已经花了十几万（打官司及赔偿），还有几万（花销）在后头呢。

　　我是个良民，每年都会去工商部门办执照年审，不过也有小部分商人不办手续，一般是那些没有固定办公室的皮包客。你想想看，不办执照，在天秀大厦里每个月租金就要3000多，被查封的话损失该有多大呀！而且有了营业执照，你就可以办就业证，这样你的签证就可以有效了。

　　今年六月和七月，人们不知道的是，警察查非洲人护照的次数突然增加了很多，这让我很不习惯，我经常跟那个早就认识我但又三番四次到我家查证的警察说：“你明知道我不会跑路，为什么还这样不信任我呢？”

　　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是非洲国家的榜样。中国30年之前和现在的非洲国家一样，我们到这里，是想知道中国是怎样做到（目前的样子）的。连你们记者都不懂，这里面有复杂的东西，但很多非洲人却以中国为豪。

　　在尼日利亚人聚集的事件发生以后，中国的媒体一下子都来关心黑人问题了。其实对于黑人，记者是应该多报道的，这么多非洲人在中国，又有哪个中国人肯坐下来好好跟他们谈谈，看看他们在想什么呢？人们总是懒得去寻根问底。我猜测，尼日利亚人并不是针对中国人在游行，而是针对公安部门的执法，为什么你们（记者）只去写非洲人的不好呢？

　　去年金融海啸到现在，我公司的生意很淡很淡，我曾经请过三个中国雇员，现在为了节约成本，只留下了一个。生活还是得继续，我还得养大我的孩子。我还得寻找安哥拉的大客户，他们有石油、有购买力，我想继续把医疗设备和电器交易卖到非洲去。

　　希望倒霉的日子尽快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