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老同志进入中纪委还是第一次

　　当选的100名中央纪委委员中，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

　　第一书记陈云，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担任中央副主席。

　　第二书记邓颖超，1925年入党，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三书记胡耀邦，1933年入党，党的八届中央委员，1977年底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转任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宣传部部长。

　　常务书记黄克诚，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将军衔，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第一副书记王鹤寿，长期在白区工作，有着丰富的党的纪检工作经验，“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副书记中，还有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建国初期即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的王从吾；1925年入党、建国初期任中共中央妇委第三书记的章蕴；参加过秋收起义、建国后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启龙等。

　　在常委和委员中，还有不少人引人注目。如帅孟奇，“文化大革命”前即为中央监委常委，当时年逾八旬，到正式选举时，所谓的“叛徒”问题尚未正式改正；多吉才让，时年39岁，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日喀则地委第一书记；李之琏，中央宣传部原秘书长，被错划为“右派”20多年，确定改正但尚未最后正式改正。这批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央纪委委员，都各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陈云力荐胡耀邦、王鹤寿

　　陈云担任恢复成立后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曾经在陈云领导下工作过的宋平说，陈云同志在党内可以说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很严，该开除的毫不含糊，犯了错误，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跟随陈云13年的秘书周太和说，有事情敢负责任，不犹豫，不推诿，更不顾及个人得失，这是陈云同志崇高党性的表现。

　　历史上，陈云就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33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成立时，陈云就是党务委员会的委员。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担任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期间，中央党务委员会由中央组织部代管。陈云经常直接过问和处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新党员刘力功不服从党的分配，害怕艰苦的工作，受到了陈云的严厉批评。当刘力功达不到目的提出要退党时，陈云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开除了刘力功的党籍。此事在延安轰动一时。

　　对中央纪委的组成人选，陈云倾注了大量心血。早在1978年11月30日，中央组织部就中央纪委组成人选向华国锋和几位副主席报告后，就征求陈云的意见，并根据陈云的意见，对候选人名单作了调整。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王鹤寿担任中央纪委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也是陈云鼎力推荐的结果。陈云与胡耀邦以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振清等商量中央纪委委员人选时，反复提出要胡耀邦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最初表示，有什么工作交给他，他就办，不必兼任这个职务。但陈云一再提出，并要中央组织部将他的意见报告中央考虑决定。胡耀邦再向中央请求，不要兼任这个职务，也不赞成干部兼职过多，但最后胡耀邦还是服从中央决定，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陈云多次提出，王鹤寿有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原则性强。他6次被捕，对敌斗争坚决，由他担任中央纪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这一建议得到胡耀邦的赞同。

　　在当选的中央纪委委员名单中，还有几个当时人们并不熟悉的中青年干部，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勇士。这是按照陈云的要求精心挑选的。

　　时年46岁的刘丽英是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四人帮”在沈阳市公安局的党羽作坚决斗争，遭到残酷迫害。1979年1月1日，正在沈阳一家医院住院治疗的刘丽英，突然接到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的通知。喜出望外的她第二天就出院了，当天就坐火车赴北京参加会议。时年49岁的汪文风，是编印《天安门诗抄》的“童怀周”主要负责人，当时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1978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央纪委委员名单时，他和二外院党委书记都毫不知情。直到中纪委开会通知发到他的手中，看到通知上的大印，汪文风才相信自己确实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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