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2-20污染事故案一审判决 同案不同判引热议

　　盐城市盐都区法院近日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故案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标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这是我国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环境污染者，而此前对类似案件（如2005年发生的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案）追究刑事责任时，均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故此案一经宣判，立刻引起各方热议。

　　罪刑之辩引起各方关注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量刑比“投放危险物质罪”轻得多，前者最高刑罚仅为7年，后者严重者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被告人何以被处“投放危险物质罪”？据主审法官——盐城市盐都区法院刑庭副庭长高爱军解释，胡文标明知其公司系环保部门规定的“废水不外排”企业，也明知在生产氯代醚酮过程中所产生的钾盐废水含有毒有害物质，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特别是企业排放废水，被环保部门行政处罚以及限期整改以后，仍没有采取环保措施，继续将大量钾盐废水排入到公司北侧的五支河内，任其流进盐城市区水源蟒蛇河，污染市区城西、越河两个自来水厂取水口。因此，其主观上具有明显放任的故意，触犯了《刑法》第115条规定，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上海律师曹济民赞同法院针对胡文标的这一判决。他认为，胡文标的公司任意排污，对当地水源产生污染，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且对社会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所以用投放危险物质罪定刑没有问题。他还表示，此次审判将给今后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敲响警钟，会有一定警醒和震慑效应。

　　而国内刑法学者张光君对此并不认同，并解释说，投放危险物质罪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二者的行为作用力不同，前者直接作用于财产损失或直接导致人员伤亡，后者则是首先造成环境污染继而间接引发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本案显然不符合刑法第115条的“投放危险物质罪”，而是符合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对于适用罪名的争议，大多数法律界人士的共识是，区分两罪的关键就在于被告人的主观意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主观方面一般是表现为过失，而投放危险物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小冰20日接受采访时说，判决结果是追究污染环境者刑事责任的一次突破，“若从制裁达到的社会效果来说，我是支持的，但最终宣判需要二审法院界定当事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如果存在或者企业确实无视环保部门的‘禁令’，罪名都是成立的。”

　　据报道，面对一审判决结果，胡文标在庭上和庭外一再表示，外排废水是事实，但流入河中不清楚，行为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并且提出了上诉。

　　判罚不一呼唤法律完善

　　近期，一系列案件与过去的案件情节大致相似，但在定罪量刑时，由于罪名不同，新旧案件处罚结果有很大差别，这一现象引起广泛关注。

　　7月23日，四川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肇事后逃逸致4人死亡1人重伤，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

　　8月17日，河南三门峡王卫斌醉酒驾车致6死7伤，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

　　针对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有观点认为，这客观上暴露出我国现行的惩处犯罪行为的刑罚手段，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中国青年报》8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我国现行环保法治普遍偏“软”，与日趋严峻的环保形势严重不符。显然，此次盐城人民法院首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而非“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来追究“2·20”事件，成都法院首次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来追究醉驾者刑事责任，无论从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还是从司法应有的严肃性看，这种“借道”新罪名以求个案严判的做法，只能是权宜之计，绝非长远治本之策。

　　但也有法学专家质疑，这样的“创新”，在加强了震慑犯罪力度的同时，会不会给人以司法矫枉过正、过度弹性化的口实？

　　在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看来，交通事故之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环境污染之于“投放危险物质罪”，说明司法人士已经意识到，在新的时代下，用原来的处理可能会有问题，所以这是改革动作的一个开始。

　　由此，完善酒驾、环保等方面法律的呼声再起。

　　《检察日报》8月19日《污染环境判十年期待法律跟进》一文中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最高法院应对盐城市盐都区法院的判决予以严重关注，尽快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对判决予以确认，同时使其他地方都可以比照这一判决进行审判；二是有关方面应该着手修改刑法中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条款，加重相应的刑罚。

　　“新罪名”彰显治污之盼

　　仅近1个月来，全国各地频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令人触目惊心。邳州遭遇山东砷污染事件，50万群众健康和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湖南浏阳市发生镉污染事件，造成509人尿镉超标；陕西凤翔、湖南武冈先后发生“儿童血铅超标事件”，两地血铅超标儿童总数分别达851人和80余人……

　　江苏省环保厅的统计表明，2007年我省共发生环境违法案件13092件，2008年为10429件。而在此之前，没有相关统计数据。这说明，这两年，政府对环境违法问题逐步重视起来。

　　但是，如此面广量大的环境违法案件中真正进入刑事惩处的，则堪称罕见。省环保厅法规处一位同志坦言，“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好像也就盐城、常州两三起吧。”

　　相关专家分析指出，刑事惩处机制的不完善以及由此带来的刑罚量投入的严重不足，是近年来我国环境违法行为激增、环境状况恶化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盐城水污染主犯被判“投放危险物质罪”后，国内各地媒体、法律界人士、网民等纷纷发表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赞同这一判决，认为理当严惩环境污染者，且呼声呈“一边倒”态势。

　　在关注盐城水污染事件及其判决结果的同时，有关专家还指出，防止环境污染，光靠法律似乎还不够。因为还有不少地方，为了追求暂时的GDP增长，往往对污染问题睁一只眼闭一眼，使得污染企业“有恃无恐”。

　　对此。有舆论指出，环保案件层出不穷，原因在于类似盐城水污染事件的根子还在，“土壤”还在。这类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可以从一些部门管理疏漏、执行力跟不上等方面去寻找原因，但最根本的因素，恐怕还是当地领导者思想认识有偏差，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悖论仍大有市场。 （来源：新华日报 秦继东 杭春燕 沈峥嵘 王佩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