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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两代裁缝见证服装变迁 背着缝纫机进京(图)

彭德明在缝纫机上操作。这台飞人牌脚踏缝纫机,他已经用了20多年。本报记者范继文摄

    彭德明在缝纫机上操作。这台飞人牌脚踏缝纫机,他已经用了20多年。本报记者范继文摄


  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件烧炭的熨斗、一台脚踏缝纫机——凭借这四样东西,彭德明的父亲走家串户做衣服,养活了6个儿女。彭德明接过衣钵,于1985年闯到北京,摆摊“收活儿”。经年发展,裁缝铺一度扩大到拥有工人十二三人。

  儿子彭伟承接着这个职业。他学了三年裁剪,现掌管雅秀一家服装定制店,为诸多名人制装。

  其间,他们见证着国人的着装实现由单一到多彩的变迁、由新潮向传统的回归。

  家庭介绍

  彭德明:54岁,江苏南通人,15岁跟父亲学做裁缝。1985年来京,其裁缝店一度发展到有工人十二三人。

  彭伟:30岁,彭德明之子,学习裁剪3年,现在雅秀市场负责一家服装定制店,曾为劳拉·布什、罗格夫人等知名人士制装。

  15岁开始学做裁缝

  1955年,彭德明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小岛上。父亲靠着裁缝这门手艺,养活他和另外5个弟妹。哪户村民要做衣服了,就先买好老粗布,再把父亲请去。那时都是纯手工缝制,因此,做一件衣服就要一天的时间。做衣服的人家管吃,父亲总会留一些带回来给孩子吃。

  15岁时,彭德明开始跟父亲学做裁缝。

  彭德明虽然上了六年学,但“识字水平只有三年级”,因此,父亲要让他早点学会手艺。从基本的手针到裁剪等手艺,彭德明跟在父亲身边,边做边学。

  学成后,父亲传下4件东西——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一件烧炭的熨斗,还有一台脚踏缝纫机。父亲觉得,凭借这些东西,彭德明可以安家立业了。

  当时,农村人做衣服不讲样式。然而,中山装的改良版已在北京出现,并影响至今。

  1956年,大批裁缝名师从上海迁入北京,其中一批精英专为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友人制装。田阿桐、丁奎英等师傅根据毛主席的特点,对原中山装作了三处改革:一是将上面两个秃而圆的兜盖改成“扁而尖”,使衣服上部显得富有朝气;二是垫肩微微上翘,使肩部更加平整服帖;三是根据毛主席丰颐宽额的脸型,将领子加宽加长。

  毛主席穿着这套中山装拍了标准像,就是至今仍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的伟人像。此后,毛主席在很多正式场合都穿中山装。这套经过改良的中山装被人们称作“毛式中山装”。

  这样的变化,彭德明当时并未听说,他们那里做的还是老式中山装。他更没想到,在这第一拨外地裁缝进京潮之后,他会成为第二拨裁缝进京潮的一分子。

  背着缝纫机进京

  “这边不错,来吧!”

  1985年9月的一天,彭德明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是妻弟徐红兴发来的。他跟彭德明学了手艺后,于当年8月奔赴北京,在南苑落脚。

  彭德明开始有些犹豫。虽然是裁缝,但买不起布,他的衣服穿过后,也要传给老二穿,再传给老三和老四穿,其他村民更是这样。因此,在农村做裁缝的生意并不多,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儿子彭伟渐渐大了,家里的花费会更多。

  到北京去?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时,改革开放的声音已传遍各地,江苏等地的很多裁缝北上寻找机会。

  彭德明跟家人商量后,决定和两名乡邻同行。他们背着两台缝纫机、三床被子和换洗衣服就出发了。

  到达北京火车站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当时,并没有公交车到南苑。根据徐红兴描述的路线,彭德明等人开始步行。

  彭德明背着一台缝纫机、一床被子和衣服,总共有七八十斤。走到木樨园附近时,他走不动了。三人停下来歇会儿,但越歇越不想走。彭德明背起缝纫机,开始数路边的电线杆,鼓励自己走两个电线杆才能歇一下。

  次日天亮后,彭德明3人才找到徐红兴的落脚地——南苑红房子。彭德明在菜市场边租了一个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安顿下来。当地居民送给他一块木板,他铺上被子美美地睡了一觉。

  白天,彭德明在行人较多的路边支上铁架子,上面铺一块木板,摆上剪刀、尺子、画粉等家伙,开始“收活儿”。当时,裁缝铺不卖布料,只负责做衣服,裤子两块钱,上衣三块钱左右。

  此前,北京人的衣服多半是自己缝制,裁缝店很难找。李岚清曾回忆说,1978年初春,他要做一件短袖衬衣,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裁缝店说可以做。量完尺寸后,问什么时候来取?裁缝说,11月。

  彭德明等江苏裁缝的到来,满足了这个市场需求。白天收完活儿,彭德明整宿地干,第二天就把客人要的衣服做好。

  这个时候,布料已告别“老粗布”,夏天流行“的确良”,冬天时髦“迪卡”。一部反映纺织厂女劳模与漂亮裙子之间矛盾冲突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播出后,影片中的“红裙子”成为中国女性追捧的对象。此后,红裙子、黄裙子大行其道,蓝色、灰色、绿色主打的服装时代终结。

  除了布料和色彩,服装的样式也在不断变化。田阿桐的徒弟、红都服装公司技术总监闫瑞环说,当时,一些年轻人开始穿宽大的蝙蝠衫和喇叭裤,包臀的牛仔裤也悄然出现。此外,西装取代绿军装,成为新时代国人第一种流行服装。

  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彭德明兴致勃勃,又感觉压力重重。好在江苏的裁缝老乡们常常沟通,一起学新样式的做法。

  从高峰到低谷

  出活儿快、能做新样式,彭德明的生意好起来,添置了电熨斗等工具。他将妻儿接过来,还从老家招了徒弟。十多平方米的裁缝铺显得更加拥挤了。晚上,彭德明和徒弟在案板上做衣服,彭伟就睡在案板下面。

  上世纪90年代,除了做衣服,裁缝铺也开始卖布料,做一条裤子变成了20元左右。因为生意好,彭德明从老家招的徒弟越来越多,徒弟出师后,就在他那里当工人。1996年,他有十二三名工人。除了裁缝铺,他又租了一间大房子当厂房。

  附近制鞋店的店主说,彭德明当上了老板,开始搞“管理”了。彭德明笑着说,工人忙不过来时,他也帮着裁剪。那时候,彭德明一年的收入有十多万元。

  其时,成衣销售已开始风行,但凭借在当地的人缘,彭德明的裁缝铺依然生意兴隆。

  此后,各种各样的服装品牌纷纷涌现,找裁缝做衣服的人不断减少。2003年,看到很多裁缝改行卖衣服,彭德明心动了。

  他到六里桥等地的超市、商场租了柜台,开始搞成衣销售。转战数地,花了大价钱付场租、进货,但就是卖不动衣服。短短一年,数十万元亏损殆尽。

  徐红兴认为,做成衣销售的人太多,竞争过于激烈。彭德明比较保守,对于做衣服之外的管理和销售等并不擅长。

  此后,彭德明回到南苑,原先的裁缝铺已经立起了高楼。他在高楼对面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重新开起了裁缝铺。

  名人纷纷光顾

  在彭德明遭遇低谷的时候,彭伟跟着舅舅徐红兴,摸到了一条新路子。

  彭伟中学毕业后,就跟着徐红兴学了三年裁剪。在他看来,年轻些的舅舅比爸爸观念更新,更能了解和接受新趋势、新样式。

  进入新世纪,“撞衫”成为尴尬的事情,人们开始追求服装个性化,定制成为“潮人”的新宠。

  裁缝店生意转衰之后,徐红兴开始转向服装定制。在做企业服装团体定制取得成功后,他于2005年在雅秀市场租下两块场地,取名苏珊裁缝(服装定制)店,彭伟帮他管理其中的一家店。

  雅秀市场地处三里屯,很多外国人来此购物。为了与外国人做生意,彭伟报了一个班,突击学习英语,尤其是关于布料、尺寸、报价方面的。他的英文名叫Peter,“简单,老外容易记得住”。

  在这个店铺里,柜台摆满了各种中高档布料,根据最新流行趋势制作的服装在醒目处展示。除了西服,复古的唐装、中山装,都是这里的主打。

  今年7月21日上午,一对外国父子来定制服装。营业员跟他们沟通后,得知他们想定做西服。

  “5套还是10套?”营业员用英语问。

  "No,no."对方笑着说,他并不想天天穿西服,只要一套西服、一件夹克和衬衫。

  彭伟为客人量完尺寸,报价时,让对方看了此前同款衣服的售价。彭伟说,这些客人是以前的客人介绍的,不能比以前的卖得贵。

  每到下午,彭伟就忙得没法儿分身了。当然,这比起那些为名人制装的时候,确实显得平淡了。

  彭伟记得,2005年,劳拉·布什在该店定制了一套唐装。接到通知后,徐红兴亲自到酒店,为劳拉·布什量体。徐红兴说,当时只专注地测量,跟对方没有什么交流。量完后,立即让店里专门做唐装的裁缝赶制。2008年,罗格夫人和女儿来店里定制了套装。此外,李金斗等诸多演艺界名人均来此定制过服装。

  彭伟说,他曾为不少名人量体裁衣,很多人是这里的老主顾。

  最大的愿望

  彭伟觉得,现在他干的活儿:帮人量体、记下尺寸,跟当年父亲站在路边“收活儿”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当年父亲“收活儿”后,要自己熬夜赶制;现在,他只要把尺寸发到工厂,工人们就会按要求赶制了。

  徐红兴邀请过彭德明跟他一起干,彭德明没去,他说:“我干我的裁缝铺,也方便照顾小孙女。”

  裁缝铺尽管利润很少,但生意很好。最近,当地居委会的老太太要搞表演,托彭德明做50套表演服。他和现在仅有的一名工人紧赶了好几天,在她们需要前做完。

  来北京20多年了,彭德明熟悉这里的老人和新人。遇到浑身是泥的农民工来补裤子,他会少收一块钱。因为,在北京这么多年,他“遇到了很多好人”。当年,他刚到北京时,是当地人送他木板当床卧,送他板凳待客坐。

  刚来时,一家人挤在十来平方米的平房里;现在,彭德明和老伴租了一间大院子,儿子、女儿有单独的住处。当年,买不起菜,他到菜市场拣菜叶子回家煮着吃;现在,想吃啥都能买了。

  彭德明在老家建了一套三层楼房,一直没人住。最近,彭伟又到老家所在的城镇,花四十多万买了一套商品房,把女儿的户口转过去了。

  彭伟说,江苏来的老裁缝绝大多数都回去了,30岁以下的很少再学裁缝了。因此,彭德明打算一两年后回老家,把孙女转回老家上学,那边教学质量好。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培养孙女上大学。

  彭德明一边说话,一边把飞人牌缝纫机踩得飞快。他说,这台脚踏缝纫机跟了他20多年,不会再传给谁了。

  本报记者易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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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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