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华 周田坤

　　今天，当我们有幸和众多的老首长重新谈起过去的往事，重新回忆1949年的感动时，如同一幅宏伟的画卷，渐渐地在我们眼前舒展开来，亦如同一首浩瀚的诗歌，气吞山河，在我们耳边奏响。

　　胡继成 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大区副职。

　　1949年，34岁的胡继成是第四野战军42军126师师长。提起当年的事情，老将军百感交集。透过将军清晰的思路和将军征战回忆录中的文字，笔者被带到了那段岁月记忆的深处，和我们所采访的其他首长经历略显不同的是，胡继成将军在1949年的时候，正随大部队在大别山执行特殊的任务。

　　当我30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当国民党费尽心思用了三个半月修筑的长江防线在人民解放军面前功亏一篑时，当四野挥师南下突破敌人长江中段防御，解放武汉三镇时，穷途末路的敌人一方面做着无谓的垂死挣扎，另一方面在大别山区的后方潜伏，纠集土匪恶霸等一群乌合之众，开辟所谓的“敌后纵队”、“第二战场”，与此同时奉上级命令，42军开始了在大别山里的剿匪任务。

　　冯春波部土匪是以原顾敬之部为基础组成的，在这一地区统治横行了近20年之久，这是一支最强、最反动的土匪支队。胡继成一到大别山，就把他列为主歼对象。胡继成率领着部队一直盯住冯匪不放，抓住机会追而歼之。在我军的不断打击下，冯匪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逼迫他们在山上无法立足。冯匪队伍中一些人便潜入群众，利用宗族、亲友、会门道等各种关系作以掩护，在一些受蒙骗较深的人家中躲藏起来。以致匪民不分，混淆了视野，增加了部队的剿匪的难度。

　　然而已经坚定了不灭匪患不罢休的胡继成，已经周密地部署了搜剿冯春波的行动，到冯春波经常出没的地方进行搜索。每天都是傍晚开始行动，到晚上9时再运动到山脚下。然后，又在拂晓进行拉网式、地毯式的搜索，从上而下，四面合围。匪徒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冯春波这个号称统帅上千人的司令，最后身边只剩下不到一个排的兵力。

　　就在剿匪任务进行得如火如荼时，9月30日这一天，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通过电台通知胡继成，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将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听到这个喜人的消息，胡继成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师部里顿时一片沸腾。师长胡继成立即通过电台告知各团领导，让他们快速向战士们广为宣传，并借着国庆这个大好的东风进一步做好动员工作，鼓舞战士们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牺牲和连续作战的精神，争取早日活捉冯春波，向新中国献贺礼。

　　10月2日那天下午，“活捉冯春波，消灭蒋匪帮”的吼声响彻满山遍野，就连担架队员和伙夫都拿着棍棒出动了，终于将冯春波和他手下的37个人堵在了一个水帘洞里，胡继成当即派一个连迅速逼近，控制洞口。此时的冯春波试图反抗，然而当他看到洞口处好几挺黑洞洞的机枪时，乖乖地率着残匪举手投降。

　　与此同时，在陕洛地区的125师通过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运用反复拉网、袭击、伏击、追击以及无规律的小型合击等战术进行搜剿、清剿，也获得了重大的战果。

　　大别山北线剿匪全胜收兵。

　　当胡继成老首长谈到这些时，幸福的脸上绽放了灿烂的笑容。他的回忆中，他的故事里，有着他的军旅风采……

　　王扶之 乌鲁木齐军区原副司令员,大区副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7月11日，笔者一行三人，来到大连某干休所王扶之将军的家里，当我们走进将军的宅院时，将军早已等候我们多时了。已经86岁的老将军，目光炯炯，声音响亮，谈起过去的事情如数家珍，时不时地陷入沉思，仿佛我们的交谈又将他带回到了那个年代。

　　1949年8月下旬，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划了“湘粤联合防线”。企图钳制我军南进，阻挡我军解放华中南。当时26岁的王扶之任第四野战军115师343团团长。9月中下旬，部队从新安出发，沿湖南省石门、桃源、榆树湾公路向黔阳方向进击，沿途之国民党军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

　　1949年10月1日，在追击途中，从随军电台里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团长王扶之与政委郭永昌立即组织向全团所有官兵传达这一特大喜讯。全团指战员顿时一片沸腾，高兴地跳起来，高喊着，欢呼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解放军万岁！……大家都纷纷表示，一定要奋勇前进，追歼逃敌，早日实现全国解放。

　　在经历了多少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后，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政府。作为团长，王扶之更是欣喜万分。此时，据上级通报，敌62师企图向广西方向逃窜，师令343团向石下江方向追击。343团受领任务后，立即以一营为前卫，按团直、三营、二营的序列前进，行至高沙市时，突降大雨，王扶之没有让部队停下而是加速前进。从高沙市向石下江方向行进约5公里，部队突遭左侧山冈敌人袭扰，企图阻挡我军前进，王扶之当即果断命令一营就地歼敌，部队不要停，三营改为前卫，团主力继续向石下江方向前进。战士们士气高涨，全然不顾身上湿透的衣裳和一路的艰辛，一定要阻止敌人过到石下江对岸，时间在那一刻成了最终胜利的保障。

　　黄昏时分，部队急进至石下江一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庄，发现一股敌警戒部队，七连5分钟就活捉了敌警戒部队的连长，经审讯后得知该连长是敌62师师长之侄，敌警戒部队一看连长被活捉，迅速缴枪投降。这时，敌62师师长夏日强派出一名副官来到我前卫三营要求与我部谈判，并且要求要按“起义”的名义才能缴枪，不能算作“投降”。恰好此时王扶之与副师长来到前卫三营，了解情况后，王扶之告诉敌副官，“起义”不行，因为你们没有这个动机，不叫“投降”也可以，就叫“投诚”吧，但敌副官还是依然狡辩不休。很明显敌人是在耍花招，是在拖延时间。王扶之洞察了敌人的企图，一方面与敌人进行巧妙周旋，同时叫来参谋长朱互宁，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带上司号员，再向前百十米，吹紧急前进号，迅速进至石下江，三营从正面攻击，令一营进至石下江东两公里处高地阻敌逃跑和抗敌增援，二营为预备队，在三营后面跟进。部队不到十分钟就进至石下江，与敌交上火，此时敌人已经有一个营渡过了河（后该营被我军的另一支主力部队在河对岸消灭）。激战数分钟后，敌一看诡计被识破，逃跑不成，敌师长夏日强以下2500余人随即放弃抵抗，被迫投降，此战343团无一伤亡。

　　1949年10月中旬，湘西战役结束后，343团在武冈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而后又以百倍信心进军广西，越过摩天岭，解放柳州市。343团于南宁奉命挺进镇南关，经过那隆、施乐、宁明、馗塘等战斗后，直捣镇南关，343团3营7连首先攻占镇南关，将红旗插在镇南关城楼上，以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献礼。

　　李兆书 某集团军原政委，正军职。

　　7月4日早晨8点40分，当笔者来到李兆书老首长家中，首长与老伴李世恒早已在家中等候多时了，一种感动油然而生。

　　“翻山越岭快行难，登树攀藤绕敌前。击尾拦头腰截断，猛追猛打捉敌顽。”这是李兆书将军回忆1949年10月1日期间，参加衡宝战役后迂回歼敌庆国庆时，即兴所写的一首诗。将军爱写诗，透过将军的诗句，看着将军刚劲有力的字体，我们多少可以管窥一些当时条件的艰苦和将士的战斗精神。

　　当时116师在军的编成内，执行南下追歼逃敌的任务。39军整个部队当时也都在南下途中，26岁副营职的李兆书正在116师组织科帮助工作。部队一路行军，条件简陋，困难重重，山路崎岖，荆棘遍布，山涧里溪水潺潺作响。如果是在平时，定会让人流连忘返，而今谁又会有此闲情逸致，大家一心想的就是完成任务，追上敌人。

　　正当李兆书随着部队攀高山、走绝壁、渡澧水、过沅江，长驱南下时，10月1日，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万众沸腾，欢欣鼓舞。部队随即加速猛追，不顾山高林密，荆棘丛生，克服重重困难，向敌猛追，终于在10月3日于岩角地区堵住了敌人。李兆书和战士们顿时精神大振，忘了脚酸，忘了腿疼，也忘记了疲劳和饥饿。向敌人勇猛地冲杀过去，迫击炮、机关枪响作一团，吓破了胆的逃敌东躲西藏，龟缩成一团。部队乘敌混乱，拦头击尾，齐腰斩断，一气呵成，猛打猛冲，与敌人厮杀在一起，伴随着周围“缴枪不杀”的喊声，敌人纷纷举手投降。此战，歼灭白崇禧100军一部，俘敌4000余人，缴获汽车400余辆，枪炮500余件，向新中国献了一份大礼。

　　作为当时的见证者，已近86岁高龄的老将军在谈及这段往事时，脸上始终绽放着笑容，说到尽兴之时，将军挥笔默写下了上面的这首诗歌递给了我们，在钦佩于将军的记忆力和口才的同时，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将军那颗火热的心，在感染着、鼓舞着后人。

　　王林 乌鲁木齐军区原副参谋长，正军职。

　　谈及1949年的10月1日，当时身为348团2营教导员的王林，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他用浓厚的江苏口音向我们娓娓道来，在他绘声绘色地向我们描述时，虽然他的地方话有时我们一时无法明白，但将军的热情着实让我们为之感动。

　　当时25岁的王林是116师348团2营教导员，随部队在师长吴国璋带领下执行追击任务，部队以一昼夜200余里的行程向黔阳方向奔袭，在紧张的行军途中，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当时条件简陋，部队没有电台接收，所幸吴国璋师长的电台是对上联系的，是可以收到的。这个喜讯就在部队行军中一个接着一个地传开，战士们顿时欢欣鼓舞一片沸腾，忘记了全身的疲劳，忘记了脚底的疼痛，战士们把枪支高高举起，把挎包等物抛向空中。

　　王林教导员的心情一刻不能平静，他趁机对战士进行鼓动和思想动员，要求努力完成各项战斗任务，以新的胜利向新中国献礼，这其实也是他自己的誓言。

　　胜利之师在胜利旗帜的感召下胜利地完成了任务，348团进驻安江城后，立即组织对仓库、工厂、银行进行看守，使国家财产免遭损失。为此，中共湖南省委致表扬电：“我348团于1949年10月3日攻占安江后，立即组织对仓库、工厂、银行进行看守，使国家财产未遭丝毫损失，这种模范执行城市政策的行为，值得表扬。”

　　说起这个表扬电，年逾八旬的王林，更为自豪和骄傲，老人所记的表扬电内容经我们和《军史》比对后，竟然丝毫不错，令我们瞠目，透过老人浑厚有力的声音，我知道那里也有着他的一份功劳和职责，那里也在述说着他的心情和感动。

　　沈友竹 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临床部原主任，副军职。

　　作为我们采访的唯一一位女首长，年过八旬的沈友竹，回忆起1949年10月1日的事情，略带激动，她的话语不多，但表述更多的是一种幸福和责任。当天夜里老人又不辞辛劳，灯下起笔，为我们将那天的经过详细地记录。

　　1949年10月1日，24岁的沈友竹任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现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学院副院长兼解剖系教员，当时还没有院长，所有的事情都由她来主持负责。那天她正与王学修协理员组织大家欢庆伟大的节日——国庆，由于那时经费和条件受限，场面布置得固然简单了些，但依旧不失热烈和喜庆。大家热情洋溢，将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当电台里面传出源自北京天安门的毛主席声音：“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场面顿时沸腾了，人们在欢呼，在跳跃，很多人落下了激动的热泪。

　　沈友竹的心情异常激动，白天沉浸在喜悦中，身为总负责的她忙得不亦乐乎。晚上却丝毫不觉得劳累，耳边始终回荡着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我要更加努力，备好课，教好大家！”她心中不禁暗下决心。这一夜她几乎无眠，已经制作了多日的复杂繁琐的脑神经系统教学模型，终于在天亮前赶制完成。这套模型，让学生们更为直观地熟悉复杂的脑神经系统，在以后的教学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由特制的材料制作的，看得清、摸得着，教员与学生们都很喜欢。望着这个模型，沈友竹激动万分，心中默默地说道：“这个模型就是我向新中国献的贺礼！”

　　沈友竹，用她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说，正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