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情就是我们真的没有钱”

　　B：1976 年，你与布莱尔相识于皇冠律师事务所，当时他对你几乎是一见钟情，但你还在同时交往两个男朋友，另一方面，你们还在为一个职位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最终选择布莱尔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他哪里最吸引你？

　　CB：我只能说这是爱情的魔力，我认为他是与我契合的男人。

　　B：你在书中多次提到，布莱尔是一个好脾气的男人，即便作为首相来说，他无时无刻都要面对一些挑战和责难，但即便是在多大的压力之下，他从不在同事面前流露出来，只有在面对家人的时候，他才会稍微发泄一下郁闷的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通常都会怎么安慰他？

　　CB：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脾气非常非常好的人，他当然从来不会在公众场合发脾气，只有在非常偶尔的时候，他会在家里发一下脾气。你知道，小孩子通常会对家里的这种微妙的气氛非常敏感，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老爸不开心，大家最好都收敛点，不要闯祸。基本上，托尼只要看到孩子们，就不会生气太久。

　　B：许多政要的孩子们都面对一个大问题：自己的家人被公众评论甚至攻击。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理解布莱尔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决定，还管他叫“布骗子”（B.Liar），遇到这种事的时候，你们怎么给孩子们解释？

　　CB：的确，作为政治人物的孩子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当时外面的评论真的很糟糕，利奥（注：布莱尔夫妇最小的孩子）还没有到会意识到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事的年纪，所以我们更担心几个大孩子。为了不让他们感觉自己与其他孩子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一直让他们上普通的学校，尽量让他们过普通的日子。当然，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不可避免，他们就会接触到那些不同的声音，不过他们处理的方式很好，比如在学校，他们与同学们公开地讨论这些事情，也听别人怎么说。更有趣的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后，孩子们突然开始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父亲，他们近乎本能地为父亲辩解，也开始学着更懂事一点，还支持自己的父亲，他们成了托尼的小小“护卫”，这些事情让孩子们与他们的父亲更亲近了。

　　B：孩子们当中有没有今后想要与父亲一样从政的？

　　CB：作为在唐宁街长大的孩子，他们当然从小就对政治耳濡目染，拥有不错的政治观点，如果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将来想要从政，我会非常开心的，因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一直认为在政坛有长足的发展需要很好的人品，我想我们教育得他们不错，他们都是很好的孩子。但从政是非常困难的，在书中我也提到过自己当时参加选举的情况，我深刻地知道想要成功不仅仅需要依靠个人的天赋，也需要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你需要非常非常勤奋地工作但也不一定能真的成功。

　　在我的所有孩子中，我看只有我的女儿凯瑟琳可能还有一点这方面的希望，她现在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正在参加实习。另外两个大一点的男孩似乎并没有对政治有很大抱负，大儿子尤恩现在在摩根史丹利的伦敦办公室工作；二儿子尼基刚刚牛津大学毕业，现在开始从事志教工作，那是一个为期两年的特别项目，为一些特殊儿童上课；最小的儿子利奥才9 岁，他还需等待很长的日子才能自己做决定。所以，谁知道以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B：对于你们一家来说，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最困难的时刻是哪一次？

　　CB：我们家庭每个成员各有各的感受，但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报纸说我与骗子串通买房子的事。我一向与媒体的关系就不是很好，而那一次的情况是，我本来是想给在布里斯托念书的儿子买套房子居住，结果因为一系列的巧合被媒体演绎成一个我与骗子勾结压低房价的故事，我想那一次对我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B：那一次似乎是你与媒体的所有争斗中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哭的。自从那以后，大家似乎对你们家的住房问题很感兴趣。你在书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在布莱尔结束首相任期之前，你们突然意识到家里的钱不够买房，然后与这世界上多数夫妇一样，你们开始为买房奔波。许多人却不理解，认为你们这样一个显赫的家庭，即便是除去当首相的丈夫，你也是一个成功的律师，怎么可能没有钱，实情是什么？

　　CB：实情就是我们真的没有钱，我知道这真的很不能令人相信。事实上，托尼在做律师的时候还赚过一些钱，我们用来当做一处房产的首付，后来托尼当了首相，我们全家搬到唐宁街去住了，再继续留着不住人的房子还要付贷款似乎并不划算，所以我们就卖了20 万英镑。10 年之后，托尼卸任，但伦敦的房产市场已经上涨10 倍，原来类似的房产已经要200 万英镑了，而我们的收入在这10 年之内却没有飙升得那么厉害，即便是我如何会赚钱，你知道作为一个首相家庭，你不得不额外支出许多费用，比如添置衣物，四处旅行等，而且要养大四个孩子的支出也是惊人的。所以，最后的情况就是，我们变成了一对买不起房子的中年夫妇。

　　B：2007 年6 月，托尼.布莱尔从英国首相一职卸任，你们搬出唐宁街，最后一次走出那扇门，感觉如何？

　　CB：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事实上，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准备好离开了，托尼一直跟我们讲，我们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事实上，在一个民主的体制里，当权者不可能一辈子停留在高位，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同需求的涌现，当权者必须更迭，所以托尼一直强调说，他认为两个任期，10 年足够了。我也一直在对自己说，10 年足够了，我们准备离开了。

　　另方面，这也是一个充满离愁的时刻，在过去的10 年里，唐宁街10 号不仅是我们工作的地方，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许多工作人员最后都与家人一样，与我们的关系密不可分，他们中的大部分要继续留在唐宁街工作，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分离。当我们与他们一一道别的时候，那真是非常伤感的。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最后一次走出那扇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时候迎接新的改变了。对此，我们非常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