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强制法立法步伐应加快

　　被誉为中国行政立法“三部曲”之一的行政强制法草案8月24日接受立法机关的第三次审议。草案从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主体、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等多个方面，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履职。

　　这个结果，折射的依然是行政强制法整个立法过程中步履蹒跚的现实。回顾历史可知，行政强制法草案早在1999年就开始酝酿，后经2005年、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修改。从时间上看，此次审议法律草案距离上次又是接近两年。

　　所谓行政立法“三部曲”，即是包括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及正在审议的《行政强制法》。我们知道，现代行政强制制度是现代政府职能的扩大和依法行政理念相结合的产物。立法机关起草制定行政强制法，其根本目的还在于规范政府机关行使权力过程中的行政行为。

　　从酝酿到三审经历整整十年，行政强制法的立法走过了一条不轻松之路，且这部法律何时能够真正问世，目前还没有时间表。行政强制法在立法过程中遇到了阻力，这是容易想见的事情。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往往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过程。尽管整个社会都已经认识到，对于公权力有效、合理的规范，要求政府依法行政，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但在现实当中，真正落实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与规范，并非易事，甚至包括在立法这个环节。

　　显然，行政强制法的迟迟不能出台，原因并不在于这部法律的立法本身缺少意义，而恰恰是因为该法的立法意义正在于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从而使得来自行政部门的动力不足，甚至有所争议（比如针对立法时间就有不同意见）。

　　众所周知，在当前的政府行政过程中，围绕行政强制行为，有三种现象比较普遍，即“乱”“滥”“软”。无论是行政强制之“乱”，还是行政强制之“滥”，反映出的均是行政强制设定及实施中存在问题，很多时候行政程序缺失，侵害了公民权益。而行政强制之“软”，则指行政强制该作为的时候没有作为。

　　因此，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目的，需要治“乱”、治“滥”及治“软”。也正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一位官员所指称的，制定行政强制法，一是要明确行政强制的原则，从设定和实施程序上对行政强制权进行规范，预防并制裁执法人员滥用行政强制手段，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二是要规范、保障政府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应当保障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提高行政管理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

　　总体而言，行政强制法的立法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限制行政权力，但重点在于限制。行政强制行为的“乱”“滥”“软”，都会损害到普通民众的利益。比如，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之时，政府相关部门该果断采取医学隔离措施而未采取的，便是行政强制“软”的表现。在很多环境事故中，一些地方政府行政强制“软”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且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由于拥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并与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似乎应该推进很快。但我们现在所知的现实是，行政强制法的出台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原因之一如前所述，立法的动力不足，而这部法律的受益主体——社会上的普通民众，又因为分散，缺少表达意见的协调主体，也使得这部法律在立法过程当中，没能获得应有的重视，因而使立法过程显得过于漫长。

　　无疑，行政强制法的立法步伐还应再加快些，这直接关乎行政立法“三部曲”的完整性，关乎社会大众的切身利益，关乎公权力如何能够被有效约束与规范这个大命题。在《行政处罚法》及《行政许可法》逐渐彰显一定的立法本意之后，行政强制法草案加快变成正式的法律条文，自然而然地为社会所期待。

　　从行政强制法的三审草案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亮点，比如，执法主体应是正式执法人员，不得委托；不得使用损毁所查封财物；设定行政强制应召开听证会，等等，明显体现出该草案加大了对公民、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然，在这部行政强制法草案的具体内容方面，立法者以及社会方方面面，还可以继续斟酌与讨论，逐渐加以完善，但一个朴素的共识也应该逐渐达成，即为了社会的总体利益，立法步伐应当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