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中医掘墓人”

　　张晓彤认为，上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医史，“基本是一部中医的衰落史，只是其中夹杂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两块小高地。

　　他说，从1954年开始，国家陆续成立卫生部中医司、中医研究院，开展“西学中”（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开办中医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

　　“1982年在湖南衡阳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下称衡阳会议），特别强调了中医单位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问题，对此后的中医工作影响很大。”王振瑞说。

　　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在衡阳会议上提出了发展中医的具体方针。

　　“此后，政府一直主张中西医并重，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中医的发展一直不容乐观。”张晓彤说。

　　杜艳艳所在的“中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成立于1992年。自2005年起，课题组每年发布一份研究报告，在国内学术界知名度较高。

　　杜艳艳说，中医面临危机绝非危言耸听，比如中医教育，以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来看，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占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

　　杜艳艳评论道：“中医高等教育追求中、西医兼顾，导致学生中医不精、西医不通，他们走上社会后，反而可能因中医治疗效果不理想导致人们不信任中医，这也就是老中医所说‘培养中医掘墓人’的中医高等教育。”

　　再如中医科研，杜艳艳说，国内对中医科研的判定标准，基本上遵从西医药科研规范，一切按现代医学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有实验室量化指标来执行，用分析还原的研究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这种只重视实验数据的“中医科研”项目，其成果很难应用于临床。

　　张晓彤的评价是：“这是‘研究中医’，不是中医科研。”在他看来，几十年来，不仅见不到如金元四大家似的继往开来者，也没见到如吴鞠通、叶天士、薛生白、王梦英那样依中医理论研究温病式的科学创新者。“都在那里喊与时俱进，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在人家的碗里讨饭吃。”

　　谈到中医医疗机构，杜艳艳说：“现在医院里的多数中医大夫不是用中医理论给患者治病，而是根据西医的检测结果给患者开中药，这样开出的中药往往疗效不好，中医特色被严重淡化，治疗结果很难让患者满意。”

　　“中药的问题更是严重。”张晓彤说，自1835年西药登陆中国，总共用过7000多种西药，但目前只有1000余种尚在临床使用，其他6000多种都被淘汰了，这个淘汰的过程还在继续，然而，现在对中药是按照西药的标准、政策来管理，讲究搞清楚药物起效的关键成分，“离开四气五味，这还是中药吗？”

　　“这么多的复杂问题，有关部门在很长的时间里甚至不敢面对，总讲形势大好。我看直到今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才算正式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张晓彤说。

　　这份意见指出的问题包括：“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一些特色诊疗技术、方法濒临失传，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不足；中医中药发展不协调，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中医药发展基础条件差，人才匮乏。”

　　梁启超枉失“肾命”

　　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称‘中医研究院’，并不说明中医不科学。有人很天真，以为名称的改动，就可以终止‘中医不科学’的诘问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王振瑞说。

　　梁永宣直言，自从“科学”一词被引入中国，就仿佛给中医戴上了一个紧箍咒，“中医不科学”的论调，百年来屡屡令中医如芒在背。

　　中医因阴阳五行、脏腑学说和经络学说等晦涩的基础理论，被视作“玄学”，近百年来一直被知识界认为“不科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在《再造“病人”》一书中写道：“‘骂中医’变成了五四以来西化知识分子的一项饭后运动。除主角丁文江外，还有陈独秀、余云岫、傅斯年等人的随声唱和。”

　　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创始人，他自题一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1926年，围绕梁启超枉失“肾命”，在知识界引发中西医孰优孰劣的大讨论。

　　是年3月，梁启超因尿血久治不愈，在丁文江劝导下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经检查确定为右肾肿瘤，决定手术治疗。然术中切下的“右肾”并无病变，血尿等症状也未见好转。梁启超出院后请著名中医唐天如施用中药，血尿停止。

　　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陈西滢据此写作《尽信医不如无医》，称在梁启超初进医院之时，就有中医告诉他尿血的病不用手术，但梁启超不听，结果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他因此对西医的“试验精神”大加嘲讽。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据此撰写《我们病了怎么办》：“我们对科学，尤其是对医学的信仰，是无涯浚的；我们对外国人，尤其是对西医的信仰，是无边际的。中国大夫其实是太难了，开口是玄学，闭口也还是玄学，什么脾气侵肺，肺气侵肝，肝气侵肾，肾气又回侵脾，有谁，凡是有哀皮西（ABC——记者注）脑筋的，听得惯这一套废话？冲他们那寸把长乌木镶边的指甲，鸦片烟带牙污的口气，就不能叫你放心，不说信任！同样穿洋服的大夫们够多漂亮，说话够多有把握，什么病就是什么病，该吃黄丸子的就不该吃黑丸子，这够多干脆，单冲他们那身上收拾的干净，脸上表情的镇定与威权，病人就觉得爽气得多！”

　　这两篇讥讽西医的文章激怒了鲁迅，他发表《马上日记》，矛头直指陈西滢和徐志摩：“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受害者”梁启超选择为科学辩护，希望人们不要因此而否定西医的科学性，他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中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

　　王振瑞认为：“近代文化名人否定中医的评述，基本上不是对中医认真研究的结论，而是为积极引进西学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

　　中国中医科学院编审、研究员傅景华认为，科学的本来含义来源于西方实验研究，但是在中国却经历了三次畸化，也就是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谁来判定中医疗效

　　尽管难以逾越“科学”的鸿沟，中医的疗效却在民间口耳相传。

　　“医学追求的目的是疗效，临床疗效的高低是衡量医学和医生优劣的首要标准。”王振瑞说。

　　他认为，以个体诊疗为特点、个案记载为写照的中医疗效，几千年来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肯定和信任；但随着以概率为尺度的统计学尤其是以多中心、长时期、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为特点的循证医学的应用，使中医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受到质疑，使中医疗效的传统判定方法受到严峻的挑战。

　　王振瑞说：“中医疗效的判定标准，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可重复’常常被当作否定中医疗效的根据，所以正确评价有效个案的证据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他看来，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但特殊毕竟是特殊，就像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一样，真正的、完全的、绝对的重复是不存在的。“重复”验证，只是肯定事物共性、忽略事物个性的一种认识方法。“尽管探讨共性对于总结规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临床上特异的个体化医疗仍然应是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中医还是亦步亦趋按照西医定下的游戏规则玩，中医必死无疑。”张晓彤激烈反对“拥抱”西医标准。

　　杜艳艳提出，中医药的出路在于拟定自己的标准，不再盲目跟西医接轨，而是用疗效的事实，让西医主动选择跟中医来接轨。

　　“看到一些搞中医的主动去编中医的英文词典，我心里会特别不是味。一方面，中医的名词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很不容易；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么费劲西医却不太领情，人家并不很接受。我有时想，还不如不搞翻译，就让他们看中医的疗效，如果中医确实解决问题，他们自己就会上门学中文，那是什么劲头？”

　　说到这里，梁永宣叹了口气：“中医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这个问题我几乎想了有10年。我真是搞不明白：老外也承认中餐好吃，他怎么不要求大师傅给他说清楚为什么中餐好吃，究竟是中餐里的哪种材料在起作用，凭什么到了中医这儿，就非得说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呢？”

    编后：在有关专家眼中，“科学”在中国经过了泛化、西化与神化。泛化就是将科学定义为一切领域的知识体系；西化就是以西方实验研究科学为标准；神化就是绝对真理化与宗教化的倾向。

　　用这样的畸化“科学”观研究中医，将中医逼进了理论与资源分配的死胡同。

　　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哲学上的根本差别，突破融通很难。

　　根本上讲，中医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它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疾病的方式与西医有极大不同。

　　而对这样的文化哲学，我们还有足够的智慧去理解、传承、发扬光大吗？（文/张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