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网见习记者 莫静清

　　2009年的暑期夏令营，以一种非常态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

　　8月1日，广西南宁。16岁的少年邓森山为戒网瘾，被父母送进一家名叫“起航拯救训练营”的机构。当天下午，他被教官鞭打得遍体鳞伤，第二日凌晨3时15分，邓森山离开人世。

　　8月4日，四川中江，14岁的少年陈亮被父母送到“中国反传统教育全才培训机构”。8天后陈母再见到儿子时，他已是“胸腔骨折，腹腔积水，肾功能紊乱，闭合性腹腔脏器损伤”；17日陈亮出现急性肾衰竭症状，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

　　8月5日，湖北宜昌。14岁的初中生姚健参加当地天海培训基地组织的野外拉练时，被殴打致死。

　　8月12日，广东广州。广州市教育局叫停被媒体称为“暴力集中营”的“浩今拯救训练营”，经查其前身就是“起航拯救训练营”。

　　8月15日，山东临沂。杨永信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网戒中心被媒体报道揭露。该中心用治疗狂躁型精神病的抽搐型治疗仪对网瘾少年进行“电刺激治疗”，这一疗法已于7月被卫生部叫停。

　　数字沉重，接二连三。父母们当日“爱他(她)，就送他(她)去夏令营”的良苦用心缘何成了今日“害他(她)，才送他(她)去夏令营”的谈“营”色变？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谁该对此负责？孩子们的“夏令营”又该如何找回“遗失的美好”？

　　谁在管？该谁管？

　　据悉，目前包括夏/冬令营在内的针对青少年的课外培训活动主要分为三种：素质拓展型，以运动、减肥、心理素质培养等为主题；超越课堂的学习，以英语类培训最为火爆；游学类，如名校游学夏令营等。

　　以上三类课外培训大都带有集体性，有的还具有封闭性或半封闭性的特点，因而承办“夏令营”类活动理应具有更高的安全要求，但目前关于承办课外培训机构的资质却没有明确的部门统一审核认定。

　　“开设短期培训目前按照工商部门要求登记注册就可以，只有开办学校、长期教学的才需经由教育部门审批，获取招生权。”《法制日报周末》从教育部门了解到。

　　但“短期”和“长期”的时间界定很模糊，导致诸多夏令营、训练营的资质认定出现“无人管”的“真空”状态。一旦出事，只能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如宜昌天海培训基地的暴力行径揭发后，据报道，湖北省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对此均表示无权监管，因为其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经营性民办培训公司，并不是学校。

　　而“一揽子”统归到当地工商部门、监察局后，又多是以“不具备招生资质”、“长期超出工商经营范围，擅自对外公开招收学生进行教育训练”进行查处。

　　但有工商部门亦对其所负“监管责任”“叫屈”。据媒体报道，广州市工商部门表示对“浩今拯救训练营”这类培训机构暂时没有监管措施，理由是夏令营的本质是社会公益活动，不带营利性质。

　　夏令营真的不营利吗？

　　实际上，夏令营的利润可观早已为社会认知，“暴力营”的“暴利”更已为各媒体披露。《法制日报周末》在北京市教委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最早的夏令营类活动几乎都是学校或共青团组织，不带营利性，有的免费，有收费的，价格也要报上级监管。对学生来说主要是荣誉，一般都是优秀学生参加。只要是涉及学生外出的，都需到教委备案，教委审核后，给相关学校下发通知，学生报名，统一管理。”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北京市目前只要是校方组织的活动，都还要严格走以上程序。而这几年来举办夏令营的社会机构明显增多，市场化条件下，夏令营是公益性质还是营利性就要因“营”而异了。对于夏令营的监管问题，该工作人员亦表示，教委目前只对其审批通过的项目负责，“谁组织的谁管”。

　　“暴力训练营”就这样打着“公益”旗号，经由工商部门审批取得营业执照，并极力规避运营监管；而“专业对口”的教育部门又没有对其资质审批备案，对其日常教学培训无从监管。

　　没有招生资质的一个个“暴力训练营”就在这样一个交叉的“灰色地带”滋生蔓延。对此，教育部门负责人接受《法制日报周末》采访时建议：“可以成立一个类似城管的办公室，由一个部门牵头，多个部门合作，比如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劳动部门、公安部门联手，定岗定编，共同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民办培训机构近年来也在努力寻求“合法”身份，有的是为了使运营更为“正规合法”，有的则纯粹为了“扩大社招规模”和“逃避被查处”寻找“保护伞”。

　　据悉，目前课外培训结构多通过挂靠学校、医院和科研机构3个途径来寻找挂靠生存。如浩今拯救训练营(原“起航拯救训练营”)就与浩今学校合作，该校是一所具有办学资质的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机构，有广州市教育局颁发的民间办学许可证，有招生权。

　　从整个“夏令营”环境净化的源头来看，这些被挂靠单位对合作课外培训结构的把关、监督和自律，以及相关部门对下属被挂靠单位的资质监管十分关键。

　　相关法律“可以说空白”

　　“目前可以说空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复兴在回答《法制日报周末》时说：“国内目前有无法律法规对课外培训教育进行指导规范”。

　　国家教委、文化部、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心、全国妇联、中国科协曾于1995年共同颁发了《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工作规程》，但里面关于“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的对象仅限于少年宫、青少年宫等下属“官方机构”。

　　“最近出的事，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夏令营市场的需求很大，而青少年公共服务现有的机构满足不了这么多需求。”北京大学“青少年成长训练营”主任何文义研究员接受《法制日报周末》采访时说，“正因为此，家长愿望迫切之下，一听说有对口的机构可以解决自己孩子的问题，就可能盲目报名”。

　　比如当下网瘾少年是困扰很多家长的问题，而卫生部目前并未将网瘾矫正纳入医疗项目，也没有明确的医疗收费标准。别的医院都不做，这就为杨永信网戒中心“电疗”和“乱收费”提供了机会。

　　“我认为民办夏令营现在没有规范，但不能一律取消。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需要真正专业的人才来规范和提升。”何文义说。

　　“孩子”不哭

　　“现在的夏令营大都收费，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未成年人的消费者权益问题。”北京市青少年法律和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宗春山接受《法制日报周末》采访时说。

　　宗春山认为首先是对于主办方的资质，消费者有知情权：“孩子参加夏令营，其中的吃、住、卫生、培训安排消费者都有权利了解”。与之对应的是未成年人监护者的维权意识，“现在家长维权意识淡薄，容易轻信。而许多主办方多不具备专业资质，广告上的许诺只是口头上的宣传。”宗春山说。

　　对于主办方资质核实，北京市教委称教委审批通过的夏令营项目都会有授权书或一个公文通知，建议家长可在报名时索要查看，并可索要联系电话进一步确认。

　　北京大学“青少年成长训练营”主任何文义研究员也表示：“大学等教学、科研机构下立项的夏令营类培训都会有独立批号，家长可上网或电话查询。”

　　“在夏令营中，父母相当于把临时监护权交给了主办方。而主办方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就不免会以牺牲孩子的健康安全为代价。”宗春山认为，人员管理不善也是主办方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其中的教官施暴现象牵涉的其实更多是办学理念。“他们对孩子有先入为主的歧视，认为他们娇生惯养。在安全前提下可以进行一些吃苦训练，但把所谓的西方军事化管理，不加改进地用到孩子身上来，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残酷，鼓励暴力，这对孩子的身心都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据《法制日报周末》了解，在北京市教委审批的夏令营类活动备案中，对孩子居住宾馆附近的“最近报警器、最近医院名称、最近食堂及级别”以及应急方案等都必须详细备案。

　　而对于师资配备，北京市教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都必须严格配比，如1个老师带10个学生等。老师必须要求是有教师资质或相关领域的专家。“我们不招收大学生做兼职老师”。

　　“不能等出人命才关注”

　　“孩子课外培训遇到的问题其实还很多，不能等出人命了才关注啊。”深圳市福田区一位徐姓家长接受《法制日报周末》采访时说。

　　她的孩子参加某培训基地活动时曾遭几个同龄孩子的殴打。“他们把孩子堵在房里，把他蒙在被子里就打。我孩子老实胆小，连哭都不敢哭。”孙女士的声音有些哽咽，“到现在他都怕黑，不敢和伙伴玩儿。”

　　“12355”是北京市青少年法律和心理咨询中心面向全国开通的青少年服务热线。

　　2005年成立以来，他们接到了不少关于青少年在课外培训中受到伤害的投诉咨询电话：“除了教官的施暴，同伴之间的暴力问题也比较多。小则抢手机、游戏机，大则殴打。暴力外孩子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社会的关注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