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合编抗日史”的提法引发外界关注，不少人都在问，国共两党在历史认知上真的走得这么近了吗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方辉发自北京 “国民党在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共匪’在敌后战场的影响”，这些话题在几年前还是两岸间有着“各自表述”的“敏感话题”，如今，却被两岸学者公开摆到了桌面上。

　　8月15至16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正文教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承办。相比去年的第一届研讨会，此次的规模更大、学术性更强，参加交流的两岸学者论文共有50余篇。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两岸合编“抗日战争史”的意向，引起了广泛共鸣。但来自两岸的权威学界人士均坦承，这是一个好的愿望，但现实还有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跨越十年的第一次握手

　　促成两岸抗日战争史研究者们走到一起的，是2007年的一个偶然又必然的契机。

　　“2007年是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我们想办一个展览。由于当年卢沟桥事件的当事部队是国民党第29军，他们的资料都被带到了台湾，于是我们去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搜集资料，搜集了200多张图片和20多件实物复制品。”

　　8月21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唐晓辉在向《国际先驱导报》讲述研讨会开创过程时表示。

　　据唐晓辉披露，其实在1999年，抗战纪念馆曾专门引进了一个台湾本土抗战50年的大型展览，这个展览一直持续到2003年，许多台湾人来到北京都会来看这个展览。“但是这些合作并没有发展出学术会议的形式，主要还是时间不成熟。”

　　直到近10年之后的2007年，抗战纪念馆在筹办展览的基础上，又筹划了一场学术讨论会，“我们感觉两岸间的整个大气氛都变了，就试着邀请台湾方面学者参加，没想到很顺利。3天的研讨会，台湾那边不仅来了许多专家学者，还来了台湾本岛抗日志士的20多位后代，还有当年国民党29军将领的后代，有从美国来的，也有从台湾来的，一些人可能还是第一次来大陆，聚在一起的场面令人动容。”

　　在会议期间，两岸的学者都认为这种交流形式很好，有必要形成相应的长效机制，遂促成了2009年的第二届研讨会。

　　在日本出现的“国共抗日”

　　在抗日战争史学界有一种说法，两岸的专家学者从1987年台湾开放两岸交流开始，学术界就在私人领域有接触了，但正式交流走的非常缓慢。

　　8月2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表示，两岸的很多抗日史专家之间有私交，很多也神交已久，这两次在大陆召开学术会议让许多人终于见了面，大家很欣慰。

　　而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何理的记忆中，与台湾方面的抗日史学专家第一次接触是在1999年。当年日本一所大学在东京举办了一个“中国近代军事历史研讨会”，主办方同时邀请了两岸的专家出席，大陆方面除了当时尚在军中任职、有着少将军衔的何理，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和社科院的专家，一共5人。而台湾方面由当时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的主任陈鹏仁领队，另外3人来自学术机构和大学。

　　“那次会议名义上说的是中国近代军事，其实就是在讲抗日战争。”何理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两岸的学者在一起开会可能在海外也不多见，况且两边都有级别较高的要员出席，日本主办方很是紧张，怕两岸人士在会议上发生“摩擦”。

　　不过让日本人“失望”的是，与会的两岸专家很有默契，何理透露，在会议上，有一个日本右翼学者发言说卢沟桥事变中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放的，要把中日全面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人。其实这种说法早就被大陆学者驳斥得体无完肤，那次又提出来，挑衅意味很浓。“在我反驳之后，没想到台湾的学者也群起反驳日本右翼的谬论，他们又根据台湾的史料证明当时共产党不可能在卢沟桥挑起争端。”

　　“会后日本学者就跟我开玩笑说，没想到50多年后国共两党又在日本搞了一次共同抗日。”何理说到此处露出兴奋的神色。

　　两岸合编史书任重道远

　　不过，从1999年两岸学者在海外的“共同抗日”，到2007年的第一次研讨会，时间的年轮又转了一个八年。

　　到今年的这次研讨会上，学者们提出两岸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合编一部“抗日战争史”，随即引起了两岸媒体的高度关注。许多人都在问两岸学者，或者说是国共两党，在历史认知上真的走得这么近了吗？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离实施应该说还有相当的距离。”唐晓辉认为，“目前来看，对谁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问题，大家的认识还是差别很大。比如，我在台湾看到的资料上，即便是在抗日战争那段历史中，国民党的文件上还是称共产党为‘共匪’，称解放战争为‘戡乱’。这些我们接受不了。”

　　“大家都认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大家都对过去那种过度意识形态化的认识和评价提出了一些批评。”何理认为两岸的共识可以积累，过去双方都忽略了共同点，而放大了分歧点。

　　抗日史已成为民族记忆

　　不管现存的分歧有多大，两岸学者都认为，交流为这段特定时期的历史研究打开了许多扇门。

　　比如，邵铭煌坦言，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台湾的资料有限，台湾的学者需要从大陆获得素材。唐晓辉也告诉记者，当年国民党去台湾时带走了3000多份珍贵档案，在大陆关于正面战场和国民政府的部分资料已经无法在大陆找到。

　　“以前两岸交流少，这种缺失就难以弥补，也造成了很多认知上的差异，在这两次会议上大家就对此有共识，认为两岸的学者在研究方法或是在资料的占有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唐晓辉对记者说。

　　何理认为，两岸对抗日战争历史真实还原和客观评价解决不仅仅是国共两党的历史问题，更是对全民族的负责任。“中国100多年来受到外国的欺负，抗日战争胜利了，为什么胜利了，因为中国人团结起来了，国共两党合作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经验。”

　　邵铭煌也有类似的心声，他认为，可以从抗战历史中吸取经验，看清“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历史规律，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