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近段时间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半月谈记者发现，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当事群众再三向当地党政部门反映过，但始终得不到及时回应和有效解决。换句话说，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老百姓利益诉求存在梗阻。民意诉求管道不畅，堵在哪里？怎样疏通才能避免矛盾“闹大闹炸”？这些难题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绕不开的维稳选项。

　　老上访户自制反腐歌谣吐心声

　　“中央政策地方变，有权有位瞎胡干，到了省市告不了，受害才把中央找。”这是辽宁省新民市周坨子乡安坨子村30年老上访崔德忠长期坚持创作的“反腐歌谣”中的一首。因为大儿子当兵政策没落实、三儿子被怀疑偷窃遭派出所殴打等问题，崔德忠从1979年起就开始上访。他告诉记者，他家的问题之所以长期没得到彻底解决，根子就出在市里，没有哪位领导愿意亲自听一下自己的诉求。有一次，好不容易见上一位市里领导，后者看完上访材料后就是呵呵笑，随后找个理由把老崔打发走了。

　　与崔德忠有类似遭遇和想法的上访人并不在少数。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河镇望滨村二组农民因对征地补偿不满，最近两年经常上访。据上访代表王世斌、蓝玉田介绍，在全村7个村民小组中，二组的地最多，征地补偿却是平均分配，而且当初确立这种补偿方式时并没有尊重村民小组多数人的意见。他们还抱怨，从信访渠道迟迟讨不到说法后，又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是法院不予立案。至此，司法救济渠道也无法走通，利益诉求成了空中楼阁。

　　眼下，以信访事件为标志的社会矛盾纠纷，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特征：一是利益诉求多元，群众反映的问题由原来以经济利益为主，开始向民主政治、公共利益、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延伸和扩展。二是群体性矛盾增加，主要表现为因农村土地征用、各种工程建设用地补偿标准不一，发生侵害农民利益问题；城镇拆迁中侵害居民利益问题；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侵害职工合法权益问题；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问题等。三是处理难度增大，特定群体代言人或代言机构的缺位，往往加剧矛盾，最后酿成不易控制的冲突。

　　全国信访先进集体、盘锦市信访局局长朱中国认为，在社会变革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关键时刻，因为利益协商、调整机制的缺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情况较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其突出特征是利益诉求多元，处理难度增大。老百姓的合理诉求一旦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到回应，极易采取群体性对抗方式。

　　大规模上访背后是渎职与腐败

　　从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腐败案件中，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侯小丰研究发现，凡是群众大规模上访，背后几乎都隐藏着一个大的腐败案件。这表明，群众的合法权益之所以得不到满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个官员或官员集体出现了腐败行为或行政不作为。这些行为损害的不止是某个人的利益，而是少则一个家庭，多则一个村、一个乡镇或一个阶层的利益，值得高度关注。

　　如果群众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重视，就会引发信任危机，随时可转化成不可预知因素。各种群体性事件在起因和过程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群众对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主要表现在，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一级政府的不满，另外还会产生对法律的正义性和政府行为的公正性的怀疑。于是，有些群众并不寄希望于基层政府能够解决问题，而是信访不信法，“告御状”也就成了常态。

　　各种群体性事件也暴露出基层干部对矛盾和隐患缺乏预判能力，对突发局势的掌控能力明显不足。2008年8月，辽宁省北镇市广宁乡赵营子村农民李东辉当选村委会主任一年多后，因曾送过两瓶酒和一个菠萝而被举报贿选，始终无法任职，为此将举报人一家5口全部杀害，制造了辽西地区近10年来最恶性的血案。

　　目前仍被羁押于看守所的李东辉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不该算贿选。他向半月谈记者透露，包括他本人和部分群众在内，均多次到广宁乡党委、北镇市信访局、民政局上访，但总是被当成皮球踢来踢去，他们的真实诉求和心声最终也盼不回正式的、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李东辉动了灭门心思的动机之一。

　　一件本不起眼的信访事件逐渐升级，最后发展成灭门惨案，反映出一些地方基层党委和政府在面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或安全隐患时，认识不够、应变不足，常常错过化解矛盾最佳时机，激化了矛盾，对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破坏。

　　疏通群众利益诉求管道迫在眉睫

　　对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来说，面对群众利益诉求受阻暴露出的种种警示信号，如何进一步提高处置化解矛盾冲突的能力，实现各种利益的大体均衡显得至关重要。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构建民意疏通管道。

　　首先，创建公平有效的协商博弈平台，将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纳入和平协商的机制轨道。目前在一些地方，传统的信访渠道并不畅通，只有首先打通并完善这个渠道，才能及时了解社情民意，掌握社会矛盾最新动态以及影响稳定的信息、苗头，并力争在第一时间化解，这样有效保障群众各种合法权益。具体来说，就是拓宽民意表达途径，为群众诉求提供畅通、便利的渠道。

　　比如，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有必要向社会公布信访机构和有权处理问题的行政机关的通信地址、电子信箱、投诉电话、接待时间和地点，以及查询信访事项处理进展及结果的方式等。与此同时，建立高效透明、便于监督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这种机制包括协商、合议、听证和办理，复查、复核三级终结制度，从而提高求决的效果，减少重复求决和越级求决。

　　其次，建立社会矛盾纠纷的超前排查调处化解机制。朱中国认为，社会矛盾、纠纷的大量存在，是产生信访问题的前提。只有通过超前排查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才能降低处理问题的行政成本，否则，小事可能拖大，大事可能拖“炸”。由于社会矛盾纠纷涉及的行业多、领域广，有关方面可以考虑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矛盾纠纷排查处置体系。尤其是对可能影响本地区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更要发现得早，稳定得住，化解得了。（记者　范春生）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