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被捕地：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 蒋迪雯 摄

　　上世纪30年代霞飞路吕班路口（今淮海中路重庆南路口）。 叛徒白鑫就在距这里不远的和合坊被“红队”击毙。 （资料照片）

　　第一个“敌情关系”

　　就在三天前，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彭湃墓碑之前，他的孙辈后人集体深情献花。

　　翻开彭家后人拿出的《彭湃年谱》一书第463页，一幅手书引人注目，那是1929年彭湃在他33岁年轻生命的最后一天，在狱中写给周恩来等同志们的最后留言：“……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字迹工整端正，关切之情洋溢，凛然大义扑面。也就在这天，他还给爱人写下诀别：“从此永别，望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这是共产党人的情怀。为了新的中国，为了美好今天。

　　而在当年，为了惩处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中央特科动用了第一个“敌情关系”。

　　所谓“敌情关系”，在我们党的隐蔽战线斗争中，就是特指“两面人”，也就是能够为我所用的敌方人员。当年陈立夫、徐恩曾的心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就是经周恩来亲自认同方才正式启用，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直接掌控。

　　当时杨登瀛要的就是既可以做当局的官，又帮共产党办事，两面讨好，两面得益，谁也不得罪。

　　我们为杨登瀛的活动创造了许多条件。杨登瀛为我们铲除叛徒白鑫奠定了基础。

　　回眸

　　“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那一天，敌人来得很是蹊跷。

　　那是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农运大王”彭湃，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共产党员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大批“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一如周恩来所说，“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呼啸而来，“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

　　“预知”中藏有玄机。“预知”印证了叛徒的存在。

　　中央特科很快查实，彭湃的助手、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已通过他弟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缘由，居然说是因为南昌起义后，他的一个亲戚开小差，从革命队伍中逃跑，被彭湃发现并枪决。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

　　陈赓找到了杨登瀛。

　　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刘君珊，1901年生，广东中山人。他自幼留学日本，精通日语，1919年回国，在“五卅”运动中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两人因是同乡，来往密切。1928年春，陈立夫、张道藩动员杨剑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工作，杨剑虹拉杨登瀛入伙，杨登瀛征求他的好友、中共党员陈养山意见。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江苏省委要陈养山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以利用。不久，陈赓找陈养山谈话，又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认为杨登瀛在政治上虽不很可靠，但在隐蔽战线斗争中确实需要。所以，周恩来决定起用杨登瀛，并交给陈赓单线联系。

　　杨登瀛这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两面人”。

　　陈赓一向杨登瀛打听彭湃等人近况，杨登瀛就告诉陈赓，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就将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全都赶往毗邻龙华的枫林桥畔。

　　“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同志”！这是周恩来的死命令。

　　不巧的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错过了机会，敌人已经将彭湃等同志押去龙华了，武装劫车营救没有成功。”曾任中央特科四科科长的李强如是说。

　　两天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英勇就义。周恩来发誓“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陈赓又跟杨登瀛约在白俄开的咖啡馆里见面。杨登瀛说白鑫就像丝毫不敢见天日的老鼠，深深窝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上)，即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的家中。杨登瀛还说南京方面给了白鑫一大笔钱，白鑫要在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

　　陈赓随即找董健吾商量，请他尽快入住他“在嵩山路以东新近租下的一处楼房”，以此“密切观察嵩山路法捕房的动静，看他们逮捕人的车辆什么时候开出就打电话给欧阳新，向他报告捕房行动的时间”。

　　董健吾在他1969年7月15日的笔记中不仅清楚记下上述细节，而且还详尽介绍了相关背景。董健吾写道：“1928年11月，我由河南郑州回上海，仍到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当牧师。1928年9月，陈赓同志调我到他所领导的中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指导我去发展公共租界捕房方面的警报工作，并暂兼管法租界捕房翻译兼探长赵子柏的一根早经建立好的警报线。”

　　1929年11月11日下午，陈赓指挥中央特科的战士分批潜入霞飞路和合坊。董健吾说他当天下午只是“时刻注意嵩山路捕房以及在前窗斜对过的武圣庙，华探目有事集中的所在”。一看到“武圣庙华探目有事集中起来了，中西探目都登上红车，往西开去”，他就“一方面打电话给欧阳新报告开车时间，同时去问了两个尚留在武圣庙里的探目”，从他们口中得知“西面和合坊内有暗杀人命案发生”。

　　所谓“西面和合坊内有暗杀人命案发生”，指的就是仓皇出逃的白鑫被陈赓等人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当时，先是两辆小车驶来，停在43号后门，范家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大约一个小时之后，白鑫刚被保镖众人簇拥走出，离后一辆车头仅几米处，“红队”队员神兵天降。

　　也许是一直就在狐疑惊惧之中，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掏出手枪。然而，更加机警勇猛的“红队”队员很快将他逼入死角，不等他开枪反击，就将他毙在71号门前。

　　为了进一步确证，董健吾又化装成一个老人，拿了一个拐杖，再次来到危险重重的现场证实伤亡情况。

　　第二天的上海滩，多家报纸大幅标题，却都没有具体内容。开天窗，就是因为书报检查没有通过。没通过，就是因为白鑫此事———

　　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大灭了反动派的威风。

　　 钩沉

　　枪上的黄油究竟是在哪里除掉的

　　有关1929年8月28日清晨中央特科在枫林桥畔武装劫救彭湃等人的行动，说法有多个版本。

　　多数版本说的大意是：那天按预定计划，特科营救人员埋伏到了囚车必经的现场，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还有的化装成沿街叫卖或设摊的小贩，摆出一个“劫法场”的架势。武器另装在一只皮箱里面，由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在行动前骑电动单车送到现场。可是，等范梦菊匆匆将武器运到后，大家一看全都傻了眼：枪内的防锈润滑脂没有清除干净，不能立即使用。于是，营救宣告流产。

　　当事人李强在《阶前白刃明如霜———中央特科营救彭湃严惩叛徒的经过》中则说，28日清早，中央特科的同志集合在同孚路的中央特科机关里，待范梦菊骑机器脚踏车把枪送到后，他们打开装枪的小皮箱一看，发现里面的驳壳枪全部涂着一层黄油，不能使用，便马上派人去买来煤油，把黄油擦洗掉，再涂上生发油，这样用去了一两个小时。一切准备妥当后，乘卡车出发了。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中央特科的同志们在卡车上放了一个三角架，架子上摆了一个拍电影用的机器，假装是拍电影外景的。卡车开到囚车必经之路的一个名叫枫林桥的三岔路口停下来，大家分散开，准备行动。可是他们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看到敌人的囚车开过来。原来，中央特科的同志错过了机会，敌人已经将彭湃等同志押去龙华了。武装劫车营救没有成功。

　　口述

　　白鑫上车前一刹那，被我父亲带人打掉了。这需要精密计算

　　口述人：陈知建(陈赓之子)

　　白鑫在黄埔跟我父亲是同学，在上海是军委秘书，协助彭湃工作。彭湃是大名鼎鼎的“农运大王”。白鑫跟了彭湃一阵子，叛变了，出卖了彭湃，还有杨殷他们，中央决定处决白鑫。

　　白鑫跟我父亲很熟，非常了解我父亲的工作特点、工作习惯，怕得要命，经常转移住地，隐姓埋名，要国民党派许多特务保护他的安全，自己更是枪不离身。但我父亲还是带人把他干掉了。就在他偷偷出国上车前的一刹那，被我父亲带人打掉了。

　　这也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很精密的计算，还要有点胆量，毕竟是在闹市中心，又有重兵保护。

　　 阶前白刃明如霜

　　口述人：李延明 (李强之子)

　　我父亲原来叫曾培洪，他到了莫斯科以后才改名为李强，所以在中央特科期间，他实际上都叫曾培洪。我父亲正面回忆中央特科的事情，是在后来。周恩来没有住院之前，因工作关系，我父亲经常和他见面，几乎每星期都要见一面甚至几面。我父亲对周恩来非常崇敬非常怀念。所以，在周恩来诞辰80周年的时候，我父亲公开发表文章，回顾周恩来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一些历史事实，驳斥一些对周恩来含沙射影的攻击。那篇文章中间还说到了顾顺章叛变。我父亲说顾顺章知道他的事情太多，他的亲戚朋友，顾顺章都认识，所以，顾顺章一叛变，周恩来就决定我父亲出国，去苏联。

　　我父亲在上海的住处，他自己说得一清二楚，我没有去看过，他是带着他的秘书去的。他带着秘书到处看，看后写了《阶前白刃明如霜———中央特科营救彭湃严惩叛徒的经过》。文章写出来了，我们看到了，也知道了。杨登瀛由陈赓管，是个“特情”，那是情报科，我父亲不具体管。但是这件事，他也参与了，他说过，我印象比较深。

　　叶孝慎 本报记者 郭泉真 梁建刚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