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央主推西部均衡开发

　　“7·5事件”后的西部大开发，将更加注重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发展，更加强调开发政策的均衡协调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仁贵

　　8月20日，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一是上半年西部经济增长成绩不小，但也有继续延续旧发展模式的危险。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十二个省区、市工业增速高达13.2%，分别高于东部和中部7.3个和6.4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更达历史最高的42.1%，比东部和中部分别高15.4个和4个百分点；二是“7·5事件”后，相比过去单方面注重经济增长，在西部这个战略要冲如何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意见的出台，并不是为了给目前高速增长的西部经济降温，而是为了寻求更为均衡的、可持续的发展，重点还是从协调发展的角度考虑。”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耀否认了目前市场上就该意见盛传的“降温说”。

　　“在中央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西部地区GDP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正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希望达到的目标。”权威人士解读了意见的核心思想，“一是为了明确下一步西部大开发的方向，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持久动力；二是为了促进西部地区持续平稳发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研究部副部长侯永志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西部要正确处理转变增长方式和保持较快增长的关系，要把转变增长方式放在首位，不要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西部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这一基本区情决定的。要有选择地承接国外和东部的产业转移，不能来者不拒。”

　　基于此，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认为意见来得很及时，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现在正是弥补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欠账，依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扩大内需和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实现转危为机的绝佳时机。这也是中央对西部发展机遇的又一次战略把握。”

　　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副司长李应明透露，2010年1月将是西部大开发十周年，“现在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截止到2010年，所以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的政策，进一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战略位置更为突出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应对危机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而陈耀把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概括为“两个规划”：一是产业振兴规划，另一个是区域发展规划。

　　在区域发展规划方面，包括珠三角规划纲要的出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建设、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等，侧重点都是沿海地区。“这给人一个疑问，国家是不是又把投资重点放到了沿海？实际上并非如此。”陈耀分析认为，这主要是为了让沿海次开发区域借助此次危机提供的机会，又好又快地赶上来。

　　相比较，“西部在扩大内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占国土面积71%、占总人口28%的广阔地域，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广阔空间，而且国家也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在陈耀看来，“决策层不会忽视具有巨大潜力的西部经济，意见把西部大开发放到了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便是最好的说明。”

　　陈耀认为，在4万亿投资里面，除了灾后重建占投资规划的25%具有指向外，其他的投资并没有具体的区域指向，而这次意见却明确规定，财政转移支付和扩大内需新增投资要继续向西部倾斜，这尤其体现了国家对西部建设的支持。

　　“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要把西部大开发放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就意见中提出的六项举措，权威人士分别解读了具体政策的侧重点和指向，“西部地区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发展区域，充分发挥西部地区在扩大内需中的重要作用，其重点在于财政转移支付和扩大内需新增投资要向西部倾斜。”

　　其一，要在西部构建和完善适度超前、功能配套、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表明政策将具体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进高新技术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应用。

　　其二，随着广西北部湾和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的先后出台、以及正在编制中的成渝经济区即将出台，“以线串点、以点带面”核心思路中的带动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步骤——“西部开发战略高地”的兴建将完成。意见特别强调发挥南宁、重庆、成都、西安等战略基地的作用。

　　其三，既要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改善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意见强调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同步推进，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发展。

　　其四，深化改革开放，构建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抓紧研究制定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具体政策，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有序转移。意见的这些举措意味着，未来的开发将注重从改革中开辟新道路，从创新中构建新模式。

　　成就不小、困惑不少

　　“西部大开发战略已实施近十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依然存在。”侯永志介绍说，十年来，西部地区GDP由1998年的14647.38亿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58256.58亿元，年均增长率11.42%，高于全国9.64%的年均水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十年；投资总和达到158663.1亿元，年平均增长22%；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了5096.09亿元，比1998年的946.24亿元净增加了3.33倍。

　　但是，西部大开发面对的许多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未来的工作中还面临着诸多矛盾和障碍。

　　首先，国家政策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陈耀指出，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与国家正在制定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就存在着冲突。在主体功能区的规划里，我国的国土空间分为重点开发、优先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出发点是实现经济、环境、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但按照这样的划分，西部大部分地区都属于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类型，西部的开发就会受限。这也是西部地区部分领导干部困惑的地方，开发政策与主体功能区规划需要衔接。

　　其次，从西部地区自身的条件来看，国家之前对西部的投资重点在投资环境的建设和生态保护上，其特色产业的发展并不明显，总体来看，产业基础还比较薄弱。

　　其三，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较为薄弱，投资环境的改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尽管国家在西部地区的财政投资明显增加，但国内外民间资本并没有迅速跟进，外商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侯永志认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网络化程度不高，既影响了产品和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又影响了产品和要素与其他地区的“串换”，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益难以充分实现。

　　其四，西部的经济增长还处在依靠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阶段，制造业和服务业远远没有发展起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很弱，一旦国家投资减少，速度还有可能下降。因此，未来相当一段时期，要缩小东西部地区间发展差距并非易事。

　　其五，西部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粗放型的特征，其增长不是在于企业间的资产重组和要素利用率的提高，而是靠众多中小企业数量上的扩张。结果面对有限的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众多企业难以迅速有效地扩张，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达到规模经济，其产品难以在国内市场立足，更不用说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除此之外，受访专家认为，影响西部地区发展另一大因素是空间格局的高成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部地区距离国际环太平洋经济中心远，其产品在到达市场时成本高，缺乏竞争力；二是西部内部各个层次、各个聚落间相距较远，大部分市场被分割成一个个破碎的细小市场，相互之间交易成本大；三是西部西北地区市场规模较小，许多城市人口密度较低，难以取得规模经济。

　　因地制宜的多赢

　　“没有西部的现代化，便没有全国的现代化。西部不仅可以为全国的发展提供要素投入方面的支撑，也可以为全国的发展提供市场需求方面的支撑，如果西部人民都富裕起来了，那么其所提供的市场需求将是无比巨大的。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西部的社会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社会稳定。”这是侯永志对西部大开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概括。

　　回顾西部大开发实施的历史背景，意见的出台与实施有其迫切的现实需要。

　　进入新世纪后，在经济走向全球化的时代，西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的速度慢，社会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很低，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同时，全球化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不断遭到境外“三股势力”的骚扰，使得原本稳定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开始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因地制宜，不能搞‘遍地开花’，发挥集聚效应，实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多赢。”牛凤瑞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要实现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是西部地区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这其中，陈耀认为，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区域发展的核心和重点需要进一步明确，支持的举措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外开发落后地区都有一套体制机制保障，但我国类似的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关于西部大开发的长效资金支持机制到目前也还未建立，之前的资金多靠国家国债倾斜为主。再者，此前曾有过讨论的西部开发法也被搁浅。”

　　“国家应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和协调区域发展，统筹考虑对各地区的支持力度和方向。”陈耀最后表示，当前的一些区域发展规划多是地方与中央的互动，这有利有弊，“可能存在着长远考虑不足，哪些地方积极，哪些地方的需求就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