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往事：从中山装到唐装的记忆

　　新中国往事：

　　从中山装到唐装的记忆(上)

　　1949年：一穷二白 百废待兴

　　根据《1981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新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显示：总人口为5416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平均寿命为35岁。

　　1949年，中国人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年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5.94元；年人均原煤只有59公斤；年人均发电量只有7.9度；年人均原油只有0.2公斤；年人均钢只有0.29公斤；年人均布只有3.49米；年人均糖只有0.37公斤；年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年人均棉花只有0.82公斤；年人均油料只有4.7公斤；年人均水产品只有0.83公斤。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就是当时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50年代

　　革命的激情，纯真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发自内心的。

　　发行粮票和“公共食堂”

　　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副食品供应，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从1958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上世纪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实行了40年的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经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办好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一时间成为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然而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国情，超越人的觉悟，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曹杨新村”是无房户的梦中天堂

　　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城镇新建民居，通常称为新村，大多是四层左右的小楼,居室通常是大间套小间，没有厅，只有一个狭窄的过道,这是借鉴了苏联的住宅模式。

　　1952年,上海为执行毛泽东“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修建于上海西郊曹杨路一带的“曹杨新村”于1952年4月竣工，占地200亩,可容纳1002户。6月25日，上海市沪西各厂先进工人搬入“曹杨新村”新工房。一时间,“曹杨新村”在上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标志,是无房户梦想中的天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率先改造了臭水横溢的龙须沟和破烂不堪的和平里，建了新住宅区,一般是独门独户,每户建筑面积50平方米。这种坐北朝南、成行成排的房型也叫“排子房”或“兵营式住房”，是清康熙年间用来给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临时居住的。通常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卫生条件较差。

　　“交通基本靠走”

　　“交通基本靠走”，这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交通状况的真实写照。50年代的农村，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自行车，也只有极少数家庭才有。北京市农村每百户拥有自行车数，1956年为13辆，1957年为16辆。

　　到1958年，北京共有有轨电车九路；上海的有轨电车有八路，无轨电车有十路，公共汽车共有四十九路。上海公共汽车票价分为5分、1角、1角5分和2角四档；无轨电车票价分为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有轨电车票价分为3分、6分、9分、1角2分四档。

　　1958年7月，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成立，公司电车修造厂试制的红旗牌大客车和第一辆铰接式大客车(无轨电车),在北京、上海展出。

　　50年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也有出租车，只不过离普通老百姓很远。建国初期，上海有出租汽车行29家，营业汽车近400辆。北京市政府专门从东欧和苏联进口了一批崭新的“华沙”和“胜利”轿车，用作出租车，但价格不菲，从前门车站到西单要2角。

　　全民大炼钢铁

　　一切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一时间大江南北，高炉林立，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工厂、部队、公社、机关、连外交部都办起了炼钢炉、炼铁厂。

　　至1958年底，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生铁产量达到1369万吨。但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合格的铁也只有9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大炼钢铁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和浪费，进一步造成了群众生活的困难。

　　工资定级 梅兰芳只拿336元

　　1956年，牵动着全国各界数千万人利益的是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工资改革。6月16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奠定了此后中国长达30年之久的劳动工资制度的基础，从此“级别”成为中国除农民以外各类社会人群政治经济生活地位的重要标准。

　　这次工改，建立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其中党政机关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企业工人分为8个(个别工种为7个)技术等级，专业人员，如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医务工作者、文艺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

　　此次定级，当时的知识界、文化界，都愿意“收名定价”，如梅兰芳，定级前的保留工资为1100元，却甘愿评为文艺一级，只拿336元。关肃霜自请评为文艺2级，工资从800元降到约280元。实行工资制后，作家可以在文艺级与行政级之间自由选择，如果选择文艺级，比行政级工资高，但有不少人却选择了行政级。因为选择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看文件、听报告，甚至决定能否订阅《参考消息》，以及享有高干医疗待遇等等。

　　大学教授在此之前其实都有级别，但同样重视此次评级。陈寅恪、梁思成、冯友兰、季羡林等被评为一级。评审极为严格，当时全国共评出一级教授56名，有的省只有一个，有的省一个都没有。如吴宓、陈子展、黄昆等各学科“泰斗”级学者，仅评为2级教授。季羡林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

　　60年代

　　上世纪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焦裕禄、雷锋、欧阳海、王杰、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他们的一言一行作为榜样的力量激励着全体人民。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文革”的爆发，更将国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国家和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小球藻”和“人造肉精”

　　上世纪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左”的偏差，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使国家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如广西柳州地区大力推广的“双蒸法”：即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增加40%以上。由于口粮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

　　所谓代食品，是指利用在正常年分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制成的食品。如用麦秸、谷壳、豆秆、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并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等食品，清香可口。还有“人造肉精”、“人造肉”等，它们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但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红卫兵大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各地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号召,开始了全国性革命大串联，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堪称空前绝后。

　　1966年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联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联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由于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联。上海就有“20名小将步行46天行程3000里到毛主席身边(北京)”的例子。与此同时，各地来沪串联的红卫兵如潮水般地涌入上海。据不完全统计,仅50多天,就接待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就来了1.4万人。

　　这种状况直到1967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全国步行长途串联停止，才告一段落。大串联,在历史上留下了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

　　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边疆。

　　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上山下乡联系在一起。

　　直到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识青年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但也有一部分人已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据《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