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北平，结束着；北京，开启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从北平到北京 1949北平解放之路

　　□ 朱文轶

　　1948年末，美国军事代表团大卫、巴雷特上校和梅尔比在北平共进午餐，后者来自南京的美国大使馆。

　　军事形势毫无希望，孤守北平的傅作义仍统率着北平警备司令部70多万军队。但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力图保证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畅通，这是他与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和南方各省唯一的一条海上交通线了”。86岁的周之同说道。

　　此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古老的城墙彻底隔绝起来。

　　傅作义刚开始还不打算放弃抵抗，他决定在城墙坚固的北平城内经受一次古老的被围困的考验。

　　城外，周之同所在的363团从1949年1月7日起，已经开始部署紧张的攻城和巷战训练。当时身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仅要去圆明园、黑山扈、玉泉山一带察看地形，还要指挥部下，“在圆明园旧址利用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楼堂亭台练习攻坚、爬梯、爆破和步炮协同等战术战斗动作”。

　　周之同说，战士干部备足了进城后三天的粮草。所有人就在等‘攻城令’的下达。

　　护城

　　旧北平城被围困的最后日子里，城内的生活反而出奇平静。“我们等了半个月，攻城令也没有下达，大家相信，这场仗可能会避免了。”周之同说。

　　而城内的人们则发现，这个特殊的军事围困期里，共产党军队并没有进行轰炸，也没有越过城墙发动进攻。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主要牵线人是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何思源。

　　围城部队的零星炮击只限于打击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总部。由于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特务总部所在的南长安街的居民们。“夜晚，步枪和机关枪的枪声不绝于耳，那是守城的国民党士兵在向他们认为接近城墙的解放军开火。”曾任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一分队队长的康彭寿说。国民党空军在丢了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之后，已经飞到天津，后来又飞到南京。

　　由于秘密进行的谈判一直存在不确定性，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直到1949年元月中旬前并没有完全取消。如何在围和攻两种方案里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讨论之中。“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清楚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周之同回忆。

　　据菲茨杰拉尔德回忆，聂荣臻将军在1949年元月曾向梁思成请教，北平城墙的什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坏最小。

　　梁教授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如果被摧毁，那会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他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有日本人曾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只有一大片空地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遭到破坏，这是最佳选择。

　　进城

　　各种攻城准备和方案没有派上用场，到1949年1月20日，谈判突然加速了，傅作义和北平市长都明白攻守双方的兵力何等悬殊。1月22日10时起，双方进入休战状态。

　　“北平国民党军队26万余人分批陆续开出城外进驻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周之同说，“一天后，我们又接到上级对入城后的5条新规定：外国领事馆人员为侨民，进出大门时不给行军礼；要保护侨民安全；不准进入外国人房间；尊重接管人员；傅作义部人员专由阜成门出入。”

　　围城状态正式宣告结束，而傅作义部队的撤出则一直持续到1月底。康彭寿所在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装、进入阵地，监督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我们在1月30日被告知，当晚傅作义部队将通过良乡撤出冀中地区。”康彭寿回忆说，“我们是黄昏时候进入阵地的，夜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整整走了一夜，直到黎明才全部过完我们的监视点。1月31日中午12时，解放军在莫文骅将军领导下，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防。”

　　人民解放军于是进入了中国最有象征意义的一座城市。入城式是在2月3日，军队穿过前门，沿着东交民巷前进，清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皇宫本身的南门——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交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

　　毫无疑问，得胜的人民军队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入城，是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它拥有的权力。

　　北京

　　一件看起来最简单的事在1949年却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不仅鼓舞了这座城市的百万民众，让人们体会到身为城市主人的新气象，还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效率。

　　1949年2月，第七区的范围是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刚好处在第七区的中心位置。

　　到东单进行巡查的康彭寿对这个旧北平市四大商业中心之一当时的脏乱记忆深刻：“东单广场上垃圾堆成山。街上人很少，能见到拉洋车的，还有破旧的有轨电车。”

　　到任第三天，沈勃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看到的情景和康彭寿的回忆完全一致，他们用了三个月时间清理完垃圾。那时无人知道开国大典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平的决议。

　　1949年8月9日至14日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作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并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九月份完成。

　　沈勃印回忆，当时有上万人次参加了这个工程，参加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干部、各学校的学生。那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广场举行，虽然一直还没有接到正式文件，“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