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区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较大的现阶段，区域一体化应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当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开始较大幅度增加时，全面推进公共福利制度就成为主要任务。”

　　搞清楚政府与市场之间互动关系的发生机制与连带影响，有助于减少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盲目性。

　　当前，珠三角地区一些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其根源在于城市间缺乏深化的产业分工。

　　文/王珺（中山大学教授）

　　当前，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上马许多项目与制度完善，诸如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等项目，但是，哪些项目优先发展，哪些项目依序展开，并不十分清楚。对一个地区来说，全面铺开经济一体化的所有项目既不经济也不必要，关键要理解这些建设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核心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搞清楚这种因果联系的发生机制与连带影响，有助于减少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盲目性。这里我从因果互动的角度设计一下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路线。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靠政府推进基础设施项目率先启动的。在许多国家，各种公路、铁路、地铁、港口、机场以及通讯设施的完善等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公共产品主要是靠政府投资的。通过跨地区、跨城市等基础设施项目的统一规划与建设，使运输成本与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这时资本、劳动、商品与服务等要素成本对其流动的影响就变得更加重要了。这会引起生产资源从定价相对较高的地区向较低的地区流动。目前在规划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配套项目中大约有40%～50%属于基础设施或相关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在统一规划与协调的基础上率先启动。当珠三角地区内的城市之间基础设施大幅改善后，资本、劳务、商品、贸易与服务等市场化流动就有可能增加。

　　然而，关注要素流动与经济一体化的关系，除了考察资源流动的数量之外，更重要的是理解要素流动的主要因素与方式。这里所说的生产要素流动的主要因素是指生产要素跨行业与跨地区流动。当然，决定这种流动的因素很多，诸如个人技能、行业机会、生产成本以及经济距离等，但是，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土地成本是引起地区间产业转移与变动的主要因素。比如说，农村的土地成本低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低于大城市，因此，大城市会配置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最高的行业，中小城镇次之，农村则会配置使用土地集约程度较低的行业。由此可知，随着土地成本的不断上涨，大城市将倾向于以服务业为主，多元化发展：创新、发明、培育新公司，将成熟的产业转移出去。中小城镇接受和安置大城市转移出来的制造业，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向外转移，单位土地上的农业产出效率不断提高。通过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转移，城市之间形成了经济联系越来越多的、相互分工的体系。

　　从方式上看，由要素流动引起的产业转移大约有三种方式，一是行业性转移，诸如国际性造船行业的重心从19世纪中期的荷兰转移到了英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转到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移到了韩国，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转到了我国。二是集群性转移，诸如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台湾地区电子行业中的大量中小供应商围绕着核心企业向东莞转移就属于这种方式。三是环节性转移，根据产业链上的生产环节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与成本结构不同，先把使用土地数量较高、单位产出较低的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这就形成了一个行业的跨地区配置与分布，土地密度较高的大城市保留了企业的研发、营销与信息等环节，而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周边地区。目前跨国公司的总部在大城市，生产制造活动分布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全球性配置与外包活动集中地反映了这个转移与变化过程。相对于珠三角地区来说，在诸如广州与深圳等大城市的产业转移中，制造业公司会先把生产环节逐步向外转移，公司总部以及各种设计、营销与信息中心等仍然会留在城市。

　　把三种方式联系起来看，环节性转移是产业转移的起点，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引起行业性转移，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事实上，随着大城市制造业中的生产环节向周边地区转移，基于研发与服务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与总部也会向大城市集聚，因为总部设在服务业集中的大城市，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服务业的产出运输成本，实现规模收益。这就是功能不断强化与规模扩大的大城市与专业化集聚能力不断提升的中小企业之间形成有机的地区经济体系的内在机制。

　　由于要素流动是在人均收入水平、社会福利标准以及公共服务不完全均等的条件下进行的，当制造业资本从生产成本较高地区转移到较低地区时，劳动力会从收入较低、福利待遇较少、公共服务较欠缺地区向收入水平较高、福利待遇较好与公共服务较完善的地区流动。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不足以更大范围地推动要素流动时，公共制度变迁就变成了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任务。这种公共制度涉及司法管理、公共安全、土地、劳务与资本市场的管理、教育与健康、水电及卫生等基本福利设施的提供。在现阶段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条件下，全面地推进普适性福利制度，不如全面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可行有效。但是，当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开始较大幅度增加时，解决公共福利问题就成为主要任务。我认为，这个时期大约在2012年以后。

　　随着基础设施与公共制度的完善，生产要素会出现相向的流动，制造业资源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转移，高素质人力资本会向大城市集聚。这样，一方面整个地区内的产业分工会得到强化,大城市发展服务业、中小城镇发展制造业的产业分工格局会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产业分工会使地区间的贸易、投资等经济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这是互为因果的两个方面。一个地区的分工越细，对外的联系就越强，反之也是如此。一个地区的对外联系越紧密，分工越细，整个地区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就发展得越快。比如说，在城市的总部作为投资决策中心，就会在整个地区甚至更大范围调动市场与资源，由此会带动仓储、物流、配送以及批发与零售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全面发展。这种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把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活动有机地联系了起来。缺乏这种扩展的服务业需求，就城市的生产与消费来讨论服务业的发展是缺乏市场支撑力的。当前，珠三角地区一些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其根源在于城市间缺乏这种深化的产业分工。

　　根据政府与市场的互动逻辑，我认为，以地方政府推动作为划分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标志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前以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与建设为主，第二个阶段则是以公共福利的基本均等化为目标的公共制度变革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