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届四中全会再次聚焦党建问题的四大现实背景

　　记者：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为何时隔15年，中央委员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聚焦这个问题的现实背景。

　　许耀桐：实际上不应该这么说，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时隔15年后中央委员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的问题。当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在2001年9月时，也就是十五届六中全会，就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接着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可以说，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也包括现在的十七大在内，在每一次党代会的五年间，都会安排一个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党的建设的决定。这也不奇怪，党要管党，就要把自身的事情首先做好。

　　虽然在十四大以来的每一次党代会后的五年期间，都会研究党的建设问题，但每一次并非只是形式上的安排，而是根据现实的情况和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出发的。那么，这次十七届四中全会的现实背景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从党的思想状况来看，还需要下大力气进行科学发展观的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各级干部的头脑。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宣传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干部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都是很清楚的，例如，对为什么要科学发展，怎样更好地科学发展，都还要下很大力气来统一认识。有的干部不学习、浑浑噩噩，素质差，例如有一个副局长这样质问记者“你到底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二是从党的廉洁状况来看，并不容乐观。仅十七大召开以来的2008和2009两年，就有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纪检书记王华元、深圳市长许宗衡、天津市常委皮黔生等6位副部级以上干部出问题了。而厅局级以下的干部，出了腐败问题的也不在少数。可以说，腐败已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愤。

　　三是从党的规制状况来看，缺漏还比较多。例如，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公车使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些问题，也都没有获得很好的制度性解决。还有就是权力必须得到有效的制约问题，这更是根本的问题，现在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仍然是“绝对权威”、开“一言堂”，甚至是盲目决策、瞎指挥，而受不到任何的批评、监督。

　　四是从党的干部提拔升迁的情况看，现在是一条正道和三条邪路并存。一条正道就是，真正是品德好、作风正，工作踏实、有能力，得到老百姓拥护，通过实践得到证实确实是好干部的被提拔重用了，这是体现了我们党的“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干部路线。但是，除了这条正道外，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人是通过其他三条邪路上去的，一是靠溜须拍马、裙带关系，从而得到上级的赏识，或者直接就是上级某个领导的亲信，得到他的认可，得到他的指定而提拔的；二是靠拉帮结派，搞哥们兄弟关系，通过哥们义气“拉票”帮衬，在所谓的民意测验中得到“高票”而上去的；三是有的就是直接依靠金钱的力量，通过买官卖官上去的。这三条邪路必须坚决堵住。

　　总之，以上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党的建设就不能前进，甚至会发生危机。所以，需要通过十七届四中全会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党一脉相承的党建思维脉络

　　记者：党的建设一直被称为“伟大工程”，源远流长，其思维一脉相承。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我党一脉相承的党建思维脉络。

　　毛泽东首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伟大的工程”提出来，侧重于革命党的战斗力建设

　　许耀桐：党中央三代领导人都关注党的建设问题，这有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1939年10月，毛泽东首次把党的建设作为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并列的三大法宝之一。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一个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在进行之中。”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这个命题。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来，针对的主要是革命党的建设，是要增强革命党的战斗力，是为了建立新中国。

　　10年之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命题，并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城掌握全国政权是“进京赶考”，表示“一定要考出好成绩，我们绝不当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