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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个月前还到处求人为自己手下的人找工作的“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牛”起来了，整天是企业求他派人，而他却“无兵可派”。

　　从去年年底珠三角的“民工慌”到现在的“民工荒”，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逐渐回暖的一个信号，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劳资矛盾等深层次问题的再次暴露。

　　9月5日，星期六，照例是东莞市各种人才招聘会集中举办的日子。位于长安镇的汇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组织了一场大型现场招聘活动。早上8点，两部分别能载20多人的电梯，开始把求职者源源不断地送到招聘现场。当天，这家号称“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人力招聘基地”，吸引来480家企业进场招人，其中不乏富士康这样的知名企业。仅就进场数量而言，已接近金融风暴前的8成。

　　几个月前，这样的场景在珠三角人力资源市场还是不敢想象的。“那时愁的是没企业招人，特别是春节过后那阵子，一场招聘会通常只有百来家企业进场。”汇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市场策划许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现在企业招人的热情有了，一回头，却发现没人可招了，特别是生产线上的基层作业员，简直成了各家企业抢手的香饽饽。

　　距离“汇安”不足500米远的另一家人才市场“智通人才”也正经历着同样的困惑：虽然招聘岗位数量上来了，甚至深圳的一些企业也跑过来招人，但求职者的进场数始终明显低于往年水平——到处都有工厂要人，可就是无人可派。

　　以电子、塑胶、五金模具闻名的东莞市长安镇，户籍人口只有3万多，外来务工人员却有100多万，综合经济实力在东莞市32个镇区中排名第一。在镇上的几个大型工业园区随便走走就发现，几乎所有开工的工厂都挂出了内容相同的条幅——大量招聘普工，男女不限，有的甚至在大门口直接摆出招聘的摊子，派专人守候，大有一个都不放过的意味，但厂外的马路上却很冷清，几乎见不到求职者的踪影。

　　如今，让东莞乃至珠三角的企业老板们集体头疼的是，即使提高了招人的工资待遇，还是找不到足够的工人。

　　种种迹象表明，近两个月来出现的珠三角“民工荒”正呈愈演愈烈的态势。

　　订单回升令企业措手不及

　　位于长安镇霄边工业区的新时电子厂，是当地一家知名的港资电子制造企业，主要为国外品牌电脑配套生产硬盘驱动器等零部件，产品全部出口。

　　“你看看我们门口的工装箱，现在基本上又都用满了。”谈及企业眼下的生产状况，东莞新时电子厂人力资源部经理王亮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这家工厂的进门处两侧，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为员工上岗换装准备的工装箱，一共有3000个，当初的红火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受金融风暴冲击，春节前后，这个厂的订单骤降70%，员工最少时只有900人。

　　“我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今年2月，记者在长安镇采访时，刚刚完成一批裁员，正在制订企业节能计划以期待渡过难关的王亮对工厂的前景毫无信心。那个时候，压缩生产规模、降低人力成本、减少营运费用，几乎是珠三角所有外向型企业共同采取的自救措施。

　　王亮没想到的是，4月份以后，厂里的订单突然多了起来，各个生产部门全向他要人，这让担任人力资源经理的他压力剧增。接下来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即使提高了工资待遇，仍然无法招到足够多的一线工人。

　　迫于生产需要，此前只招女工的新时厂破天荒招了200个男工，甚至想到了提前“打点”手里有人的劳务中介。“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可厂里到目前仍缺近300人，短缺的生产能力只能靠工人加班的方式来弥补。”

　　王亮告诉记者，生产状况得以改善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海外市场需求回暖，订单增多；二是一些竞争对手在金融风暴中倒掉。

　　“现在的生产状况基本上已经回到了去年10月的水平。”随着效益的回升，王亮已经开始着手制订今年的员工旅游计划了。

　　唐韵敏供职的电子企业是为诺基亚等移动电话和个人电子产品提供金属部件的配套企业，高峰时厂里曾有6000名员工。金融风暴袭来后，企业员工锐减至2500人，只有30%的生产线维持生产状态，这种状况是已在这家企业工作了八九年的唐韵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然而，从7月底开始，工厂订单的猛增让担任人事主管一职的唐韵敏措手不及。“在长安镇，我们厂名气大、待遇好，以往只要在门口挂出招聘广告，一天招五六十人没问题，现在一天下来也招不上10个人。”

　　为缓解人力紧缺的局面，唐韵敏把招工的年龄上限由原来的25岁放宽到40岁，基本工资加上技术津贴，职工月收入高时能达到3000元。

　　“就这样还是招不到人，没办法，整个市场都没人啊。”唐韵敏说，她甚至想到给金融风暴期间离职的员工打电话，希望他们能回来上班，但回来的寥寥无几。

　　人到哪里去了

　　作为东莞市劳动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主任，萧欣欣一直关注着东莞企业用工情况的变化。从去年11月起，他委托市里几家大型人力资源中介机构，每周上报一次有关市场变化的数据。

　　“今年一季度，市场求人倍率是0.75，也就是说，市场上有一个人但只能提供0.75个岗位，这差不多是近几年来的最低水平了。”萧欣欣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今年4月开始，市场出现恢复性增长，1.13、1.27、1.38，数字一路上扬，到7、8月时，更是表现出强劲反弹，目前最新的数据是1.5，即企业需要1.5个职工，但市场只有1个劳动者供给。

　　随着数据的变化，东莞“民工荒”的形势骤然严峻起来。

　　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帮助企业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是萧欣欣所在部门的职责。除了向对口省市发布用工信息外，8月29日,由一位副主任带队，东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带着40多家企业的5300个岗位前往人力资源输出地——广东省云浮市举办招聘会，为了让招聘会达到预期效果，劳动就业服务中心还自掏腰包在当地电视台播放广告，并在下辖各镇挂上招聘的条幅，甚至租好了大巴车，准备把招来的人直接拉回东莞。

　　结果却让他们大跌眼镜，“轰轰烈烈”的招聘会上，进场总人数不足1000，招聘会当天有意乘大巴车去东莞的只有131人，第二天打电话落实时，这一人数降至42人，第三天开车时，最终随车前往东莞的只有31人。

　　这种结果让在劳动就业领域工作了20多年的萧欣欣感慨不已，他回想起了当年闹民工潮时的景象：“那时候，从莞城区到中堂镇，107国道两侧蹲着的都是来东莞打工的人，领头的联系好后，租上一辆四轮车，一伙人"突突突"地就奔工厂去了。”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当时他们甚至还要跑到火车站去劝阻不断蜂拥而来的农民工。

　　可眼下，主动出去招人都招不来了。

　　感慨之余，萧欣欣对这一轮的“民工荒”做了理性分析。他认为：其一，金融风暴肆虐时，东莞劳动力市场至少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近百万人被迫离开东莞。一部分人回到家乡，受惠于当地政府的就业创业政策而留在了家里；另一部分人则流向了长三角以及西部，还有北京、大连等地。

　　其二，虽然往年这个时候也是企业生产和用人的高峰期，但金融风暴导致的预期不明朗让很多企业信心不足，无法、更不敢在年初就制订好全年的用人计划。因此，当订单回升、生产任务骤增的时候，企业无法有计划地及时补充人力，从事一线生产的基层工人更显紧缺。

　　在萧欣欣看来，求职群体的变化也是催生这一轮“民工荒”的一个原因。现在出来打工的人，70%以上是“80后”、“90后”，与上一代背着竹篓来打工不同，这一代是拎着拉杆箱进城的，除了工资福利外，他们对工作环境、发展前途有着比父辈更多的诉求，也不甘心只从事生产一线的辛苦工作。“当然，这是社会发展和进步使然，不是年轻人有什么错。”他说。

　　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金融风暴发生后，农民工就业趋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是输入地由原来的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转变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西部地区；二是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业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内销型转移；三是在输出地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农民工由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就地创业转变。

　　缺工状况将持续多久

　　历经半年多的“寒冬”，随着外向型企业订单增加而引发的这一轮珠三角“民工荒”，可否看做珠三角外向型经济企稳复苏的标志？

　　实际上，今年7月，广东省的外贸出口走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关头。全省单月进出口贸易总值创出今年以来最小同比降幅14.9%，较5月的22.1%和6月的15%，呈现出持续收窄的趋势。

　　虽然东莞市政府一位官员在评价近几个月来经济运行态势时，用了“谨慎乐观”这样的字眼，但记者从东莞及深圳多家外向型企业了解到，自4月以来，订单出现明显增加的企业不在少数，这些企业分属电子、模具、玩具等行业。与春节前后的惨淡经营相比，这些企业的生存状况的确有了不小的改观：久违的订单回来了，闲置的生产线开动起来了，工人的加班时间也多起来了。种种迹象似乎表明，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不少珠三角的企业主也因此把“经济回暖”挂在嘴边。

　　但对高度依赖外源经济和加工贸易这种特殊发展模式的东莞市而言，今年上半年，全市整体经济恢复速度在全省21个地市中居末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0.6%，与全省7.1%的平均增长率差距明显。

　　另据汇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对部分招聘企业的走访调查，目前很多企业订单增加的情况尚不稳定，眼下的订单增加除受益于传统生产旺季因素之外，圣诞节、万圣节等市场因素带来的欧美短期订单也不少。

　　在经济形势回升不明朗的情况下，目前这种招人的火爆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一直关注企业用工情况的萧欣欣对记者坦言，他也没有多大把握，一切还需观察。

　　事实上，在东莞长安镇，金融风暴留下的创伤仍到处可见。在霄边工业区创新路一侧，整整齐齐排列着10栋楼房。金融风暴前，这里是周边企业租用的员工宿舍。那时楼上住满了人，上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特别热闹。在其中一栋楼下承包房间开超市的邹大姐告诉记者，随着金融风暴的到来，附近的企业倒闭的倒闭，裁员的裁员，这10栋楼很快就空了，虽然现在周边有企业开始恢复招工，业主也降低了房租，但租户仍然没有几家。

　　“不光是这里，感觉整个长安镇都少了好多人，现在生意难做啊。”坐在狭窄的收银台后面，邹大姐深深地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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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司令”无兵可派

　　记者 武欣中

　　人才市场热闹了，张全收位于东莞塘沥镇芦竹田村的培训基地却冷清了，除了看门的保安，楼里空无一人，春节后积压的几千名员工早已被他派往珠三角各地的工厂。

　　“你那里要人？现在没有。等多久？至少一个月吧。”在深圳平湖大草铺的办公室里，张全收放下电话，小声嘟囔了一句：“要人，我也没人啊。”

　　像这样的电话，张全收现在每天至少要接20个。来电话的，都是广东、福建，甚至还有辽宁大连的用人企业。

　　全国闻名的“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的正式头衔是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顺公司”)总经理，他曾创下有名的“全收模式”：先将工人招进来，工厂要人时再“打包”送出去，他从企业缴纳的管理费中赚钱。工人没活干的时候，他提供免费吃住，并且按标准发放工资。最多的时候，他手下的工人有1.8万名，在他的家乡河南上蔡甚至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打工哪里去？深圳找全收！

　　作为经济要素中的劳动力配置环节，全顺公司最早感受到了金融海啸的寒意。今年2月，张全收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正是他最难熬的时候：一方面，企业没订单不招工，他主动降低了管理费，仍要四处求人；另一方面，春节后返城的农民工蜂拥而至，全顺公司的基地一度积压了2500人,这么多人的吃住加上工资照开，张全收两个月内赔了600万元。

　　幸运的是，这一段煎熬没有持续太久，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市场让张全收经历了从愁到喜的戏剧性变化。从4月底开始，他手里的几千人陆续找到了东家。

　　9月4日，记者再次见到张全收时，年初时堆在他脸上的愁云早已一扫而空，说起话来也是语调高昂：“我其实早就预测到5月后会闹"民工荒"，所以合同只签到4月30日，5月以后我就开始涨价了。”说到得意处，张全收甚至脱了鞋，把脚蹬在面前的茶几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张全收的回答是，照往年的经验，工厂从5月份开始会进入生产高峰期，如果订单回暖，工厂就会开足马力，那时候你想找人都找不到。“这好比卖白菜，卖菜的人多，买菜的人少，你就可以挑好的，甚至只吃白菜心；等大白菜没有了，你再想吃可就贵喽。”张全收习惯用卖白菜来比喻他的生意。

　　可毕竟来了金融风暴，工厂要是一直没订单怎么办？“那怎么可能？金融风暴那是外国的事，咱国家又没啥问题，就算是外国人，你总归也得要吃饭要穿衣要生活吧，工厂怎么可能没订单？”张全收对自己的判断很有信心。

　　结果也正如他所料，到了5月份，由于珠三角地区工厂订单增加，市场对人力的需求逐渐加大。现在，张全收的队伍差不多又有了1万人的规模。

　　队伍壮大了，新的烦恼又接踵而来：随着要人的厂子越来越多，张全收发现，他这个“司令”开始无兵可派了。

　　这段时间，为了要人，深圳恒泰玩具厂行政总监已经给张全收打了十几个电话。恒泰是张全收的老合作伙伴，年初时因金融风暴停产了一阵子，现在订单多了，厂子恢复生产急需人手。虽然只要200人，但张全收就是拿不出来，“没办法，虽然是老朋友，没提前做计划的我现在也解决不了。”

　　面对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张全收在深圳坐不住了。8月14日，他回到河南老家，想带两万名河南农民工到珠三角。随后几天，他在当地马不停蹄地四处作招工报告。

　　“兄弟姐妹们，回来吧，珠三角缺工人，只要到我们公司，管吃管住，无论有无工作，每月都能领到1300元至1800元工资。”虽然张全收的动员讲话情真意切，但面对即将成熟的秋庄稼，张全收此行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的，截至9月4日，只来了几百人，这一数字离他希望的两万人相去甚远。

　　“过几天等秋忙结束了，我准备再回去一次，现在到处都在要人，缺口太大了”。但再回去一次能有多大收获，张全收心里也没底：“鱼过千遍网，网网都有鱼，多少能带一些人回来吧。”

　　“我今年日子还算可以吧，市场就像有阴有晴的天气一样，总会有好有坏。”谈起市场的变化，张全收显得很轻松，“我现在的合作企业都是经过金融风暴考验的，要人都在几百上千的规模，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说，国家又是家电下乡，又是扩大内需，连总理都说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了，我当然也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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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差消失，“民工荒”凸显

　　本报记者 武欣中

　　9月5日上午，东莞市长安镇汇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里，35岁的湖北陨西县青年夏云峰站在布告栏前仔细观看，试图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岗位。金融风暴发生前，夏云峰在深圳一家手袋厂做了4年仓库管理员。从去年10月开始，随着厂里订单减少，他的加班时间也逐渐减少，到12月时，收入已降至千元左右。无奈之下，他和几个工友一同辞职回了老家。

　　去年的金融风暴，确实让打工者很受伤。智通人才连锁(长安分部)企划部主管张铭铭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春节过后，面对寥寥无几的岗位需求，他听到求职者在招聘会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今天再找不到工作，就回家去了。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在我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约有2000万人由于经济不景气无法找到工作而返乡。

　　春节过后，夏云峰在家一直待到4月，听朋友说这边的就业机会开始多起来了，他才来到东莞，在一家手袋厂里重新谋了一份普工工作，而当初和他一起辞职的工友大多去了长三角地区。

　　这几天，来自湖北老河口市的杨员浦也在为要不要辞职而犹豫，眼瞅着去年走的工友没几个回来的，杨员浦心里一直在犯嘀咕。最近，他请假回了趟老家。

　　“回去一看，心中很不平衡，当初留在家里务农的弟弟，如今的生活比自己好多了，新盖的房子装修得像模像样，而且还准备买辆"小东风"跑运输呢。”家里的发展变化让他备感失落：“我都不好意思和亲戚说自己现在能挣多少钱了”。作为已经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了10多年的熟练技工，算上加班费，杨员浦现在每月的收入不过2000元。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如果家里能帮他承包到土地，他会立刻辞职回去。

　　记者在东莞采访时了解到，工资待遇过低是很多农民工离开或正准备离开珠三角最直接的原因，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很多企业为了自保，首先牺牲的是农民工的利益。伴随着企业的倒闭，一些工厂主拖欠员工工资后隐匿、逃逸，欠薪逃匿事件明显增加。据调查，去年广东省因工厂主欠薪逃匿引发30人以上员工上访的事件达333宗，同比增加80.98%，经多年整治才得以改变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又呈回升态势。

　　此外，虽然一些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响应政府号召没有主动裁员，但在订单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减少员工的工时，这直接导致员工的收入大幅下降，很多人只能拿到东莞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770元,这样的收入对打工者而言，除了辞职别无选择。

　　“我认为，现在所谓的"民工荒"，其实并不是真的没人可用，而是因为你的竞争力、吸引力不够，人家不来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招不到人，首先应该反思自己，是不是你的劳资关系不够和谐，是不是你给出的福利待遇和其它地区、其它企业相比不具备竞争力？”在谈到这一轮“民工荒”时，新时电子厂人力资源部经理王亮说。

　　而另一家电子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唐韵敏则认为，东莞想要改变目前“民工荒”的局面，重新赢得打工者的青睐，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用人环境，不能再把廉价劳动力作为自己发展的动力了。

　　她以自己为例说，她已在东莞工作了16年，但户口、房子、孩子至今仍在老家。对东莞而言，她自言只是一个过客，一片浮萍，像她已经做到大企业的中层尚有这种“根”不在此的感受，何况那些基层的打工者？对绝大多数来东莞打工的人来说，一旦选择离开就会义无反顾，毫无留恋。

　　东莞市劳动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萧欣欣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人才的流动是因为有落差才发生的，要想形成流动，必须在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形成包括工资福利、工作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的落差，从这一点讲，人力资源的市场既公平又残酷。

　　问题是，与长三角等其他地区，甚至与一些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地相比，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现在是否还有这种落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东莞市官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恢复的双重压力下，这一轮珠三角民工荒的凸显，或许会为东莞加快产业升级和转变发展模式提供更为紧迫的驱动力，迫使整个东莞，包括政府和企业都认真梳理和反思在多年快速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弊端，这将对东莞未来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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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层次矛盾不解决，“民工荒”将成常态

　　武欣中

　　在东莞采访“民工荒”时，一家港资企业的负责人讲了一个真实故事：

　　这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企业，生产高峰时雇有6000名员工，福利待遇也颇具竞争力。受金融风暴影响，去年年底，该厂订单一度锐减7成。危机来临，港方老板没有裁员，而是希望能与员工一起共克时艰：没活可干的工人照样会领到工资。

　　令老板始料未及的是，员工们对这番好意并不领情，很多在此工作多年的老员工因加班减少而辞职，还有几个车间的工人甚至组织了罢工，要求厂子恢复加班，这让老板很为难——没有订单，加什么班？

　　劳资双方的矛盾于是激化，直至惊动了劳动监察部门。一番调查后，劳动监察部门认定厂方没有违法行为，却发现平时员工工资待遇高是因为加班时间过多，最终的处理意见是，该厂今后要对加班过多的问题予以改正。

　　本来工人是因为不能加班而与资方产生矛盾的，但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勒令厂方减少加班时间，看似荒谬，却正是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真实写照。

　　对高度依赖外源经济和加工贸易的珠三角地区来说，经济高速增长的光环曾一度遮蔽了劳资间的诸多矛盾：

　　首先，农民工的薪酬待遇过低，生产环境恶劣。以东莞为例，目前该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仅为770元，这一标准低于周边的广州、深圳，也低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城市。很多工厂以此作为薪资底线，工人高出底薪的收入完全靠长时间的加班来赚取。纵向看，员工福利待遇的增长水平远低于当地经济发展和企业盈利的增长水平。

　　其次，对农民工的待遇不平等。作为外来者，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但享受不到城市人应有的子女入托、入学、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与城市之间的鸿沟始终无法弥合；对城市而言，他们更像是匆匆的过客。而且，农民工维权的渠道和手段严重不足，更无法谋求与资方沟通和平等对话的地位，这也增加了农民工务工的风险和成本。

　　于是，当金融风暴袭来，外需受到抑制、企业盈利下降时，农民工生存之艰辛开始集中显现。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原因是，珠三角地区目前依然高度依赖以低廉人工成本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增长方式。在这种增长方式的胁迫下，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必然导致对农民工生存状况和权益保护的淡漠。因此，当金融危机降临，首先受到伤害的就是农民工，当受到的伤害大于收益预期时，他们就会毅然选择离开，流向更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

　　据有关部门调查，金融风暴发生后，农民工就业趋向正悄悄发生变化：一是集中输入地由以珠三角地区为主转为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同步聚集；二是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业逐步由出口加工型向拉动内需型转移；三是就业形式由转移就业向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就地创业转变。

　　眼下，在珠三角地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转变。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恢复的双重压力，这一轮民工荒的出现，也许会促使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企业更深刻地反思在以往发展中积累的弊端，积极催生善待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出台，唯有如此，珠三角才有可能重新成为农民工流入的“洼地”。否则，“民工荒”在这里将成为常态。

　　4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