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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观印度，宗教和政治在正义性的定义上，却是南辕北辙。政治道德和宗教道德的冲突结果一定是社会道德的撕裂，这种内耗将大大增加整个国家前进的成本

　　文/刘新宇

　　从印度回来，同朋友们谈到印度，被问及最多的还是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在未来，中国与印度谁更有戏？

　　每逢此时，我都很肯定地回答：大家有生之年就别惦记印度了。原因简单，就是因为这个自称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既没有享受到集权所标榜的效率，也没有享受到民主所标榜的正义。

　　原因正是国人耳熟能详的种姓制度，而种姓制度所造成的不正义之极端体现在所谓“贱民”(印度官方称“达立特：被迫害者”)身上。

　　在信徒占据印度人口82%的印度教教义中，贱民被称为“不可接触者”——而在印度，“不可接触”绝对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贱民，将被禁止拥有土地，被禁止使用公共设施，孩子没有受教育的权力，甚至不应该被高种姓的人看见。因此，在一些地方，贱民出门，要佩戴特殊标记，口中要发出特殊声音或者敲击某种东西，以提醒高种姓的人回避。

　　在印度，我专门访问了一个为贱民争取权益的NGO。据他们介绍，平均18分钟，就有一起针对贱民的犯罪；平均每天有11名贱民被殴打、3名贱民妇女被强奸、2名贱民被杀害、2所贱民的房屋被烧毁??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访问的这天，该组织特别安排了一位贱民出身的学者跟我们交流，但日程表上，连安排茶歇和午饭的工友的名字都赫然在目，单单少了这位贱民学者的名字，只以其所在机构名称代替。当我就此提出质疑时，主持人才给了我另外一张有其名字的日程表，并一再声称“这不是歧视”。当这位黝黑的、操一口印度英语的贱民学者演讲时，我能明显感受到，其被打断、随意插话的频率要远高于他人，每次被打断时，他总是一副谦卑的、满面带笑的姿态，耐心等待他人说完，再接着自己的演讲，好像他并不是主讲人，更像是一个学术秘书。

　　在印度，贱民虽遭到奴隶一样的歧视，但他们却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拥有自己的政党。资料显示，每6个印度人中就有一位是贱民；也就是说，印度的贱民人数有1.6亿?1.8亿之多。这么庞大的群体，按理说，应该成为印度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不可轻侮的政治力量才对。但现实情况却是他们连自己的基本利益都维护不了，这在以选票决输赢的民主国家中实在是个匪夷所思的现象。

　　造成上述现状的原因，除去贱民群体被他人歧视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贱民自己也存在相当程度的自我歧视。因为在印度教教义中，贱民之所以今生为贱，原因在于往生造了孽，这是一种命中注定的恶报。因此，在深信宗教的教徒心中，连贱民自己也不会觉得受歧视甚至迫害，要负上多少道德歉疚，这让他们表面上安于现状，寄望来世。因此，这种弥漫在印度社会上上下下的种姓歧视，虽然违背了民主的正义性，却能一直存在下来。

　　在人类历史中，这种相类似的制度曾经多次出现，远的有古希腊的雅典，近的有建国初期的美国。它们都曾奉行蓄奴制度，后者通过一场战争自我修正了其民主制度，并且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那么，印度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机会，通过自我涤荡，建立更优的制度，从而在未来，享受到他们自称的“制度的分红”？更有甚者，在龙象之争中反超呢？

　　我个人认为，这种机会微乎其微。民主的精义贵在平等，虽然在美国开国者创立的宪法中确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但平等这一观念被深深蚀刻在新教的底色当中，这也是南北战争北方为何一直牢牢占据道德制高点的缘由，宗教和政治在平等的原则上是统一的、并且相互扶持。反观印度，虽然表面上，他们的民主起点要高于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因为妇女和“奴隶”都具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宗教和政治在正义性的定义上，却是南辕北辙。政治道德和宗教道德的冲突结果一定是社会道德的撕裂，这种内耗将大大增加整个国家前进的成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的发展不仅是低效的、而且是不正义的。

　　怎样看待近20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两个字：割裂。即便在有“亚洲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也会看到高楼大厦的玻璃幕墙下衣不蔽体的乞丐，露宿街头的贱民和大片的贫民窟。正如印度人自己所言，印度是一个“富裕的贫穷国家”，印度的富翁数全球最多，但若以“每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绝对贫困线计算，在印度高速发展20年后，仍有75%的印度人不能达标。如果一个国家的发展只是某个阶层或者某些利益集团的发展而无法惠及全民的话，这种发展不具备正当性，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

　　甘地在《我的印度梦》描述了他的梦想：“我有一个印度梦：在那里，最穷的人也能发出声音；在那里，没有人再被认为是不可接触的灾祸；在那里，妇女和男人拥有一样的权力；在那里，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在那里，我们只保留最小的军队。”我不得不说，这也许才应该是印度真正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