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现场 记者杨赋/摄

受伤的村民陈美花在病床上非常痛苦

　　若干年后回顾，“陆良案例”也许会成为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拐点。

　　8月26日，建设中的云南省陆良县活水乡石槽河煤矿工地发生冲突。8位村民、3名煤矿企业员工和7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住院，11辆警车被砸。

　　在昆明的密切关注下，一套被称为“多部门联动的快速协调解决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电力、水利、农业、教育等部门的头头脑脑在村子里现场办公，承诺将尽快解决村民们提出的大多数问题。

　　“这次的事件得到了平稳处理，可以说是成功的。

　　从孟连到陆良

　　今年5月，陆良全县最大的煤矿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因为赔付问题上的纠葛，煤矿建设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煤矿提出每亩占用土地一年760元和1吨生活用煤的补偿。村民们并不满意，他们坚持每人每月600元生活费的赔偿标准，还要求县政府帮助搬迁，解决用电、吃水的难题并新建一所学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已经协商过三四次，但一直没有结果”。

　　冲突终究爆发。8月26日上午8点半，石槽河大村子村的村民开始向煤矿工地聚集。闻讯赶来的村民们听说，煤矿要恢复施工。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承，听到陆良的消息的那一刻，他的脑海里闪过了发生在孟连的悲剧。去年7月19日，云南孟连县发生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造成40余名警察和10余名胶农受伤，2名胶农死亡。

　　“对比一下，会发现孟连事件与陆良事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伍皓说。发生在孟连的悲剧，胶农与企业在利益上的纠纷是起因，陆良事件则是煤矿与当地居民的利益谈判出了问题。在他看来，“群体性事件意味着群众诉求的一种反映，而群众的大部分诉求都是合理的。”

　　伍皓所说的“平稳”，部分可以从参与冲突者的遭遇中得到证明。冲突发生后，陆良县政府发布了公告，敦促参与闹事的人员尽快主动说明问题。在这篇公告里，已经没有了“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之类的字眼。

　　8月28日， 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布紧急通知称，“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

　　截至9月6日，已经有4个挑头闹事的人到当地公安机关“说明问题”，写下保证书后就可以回家。据伍皓介绍，到目前为止，“公安机关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拘捕措施”。

　　没有人煽动

　　“只要事件没有涉及刑事案件，政府的处理方式还是要尽量从宽，对于广大的群众以教育为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这样认为。

　　而去年的“瓮安事件”，贵州官方3天后即发布声明称是一起“起因简单，但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人员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

　　孟连事件爆发后，当地县委、县政府也在上报材料中将此定性为“农村恶势力操纵”的事件。

　　伍皓对此有了深刻的反思，“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上政府存在一种错误的习惯思维，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 幕后操纵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于建嵘认为，一些基层政府要么是无视民情民意，要么是把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当成“敌情”，“从危机处置技术上说，这些地方政府的做法，出发点不是化解矛盾，而是暴力压服，这必然致使冲突一再升级。”

　　身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还察觉到了当地官员身上的另外一种变化。事发当天，来自陆良县公安局、国土局、农业局等单位的6个新闻发言人迅速赶到了现场，准备应对媒体的提问，并发布了新闻通稿。而两年前，陆良所在的曲靖市发生了一起矿难。当地的书记及县长都躲着记者，不敢接记者的电话。更有甚者，当地的基层干部还假扮伤者家属，守在医院门口，看见记者模样的人过来就主动要求接受采访。

　　执政理念求变

　　2008年被称为“群体性事件元年”。这一年的夏天开始，贵州瓮安、陕西府谷、甘肃陇南等地的群体性事件迭出。

　　瓮安事件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发表文章称，“民生问题其实是一个民权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之所以无视民生疾苦，甚至敢牺牲民众利益而追求自己或者特定利益团体的私利，就是看到了民众权利的虚弱。”

　　在夏学銮教授看来，瓮安事件和陇南事件分别代表了群体性事件的两类典型起因，分别源于“突发性事件和群众长期关注的事件”。根本的原因，在于“群体性利益诉求表达遭遇了体制性迟钝”。在他看来，与有组织、有财力的政府部门和大企业相比，民众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拆迁、改制、经济开发等问题上很容易遭遇利益受损。

　　“在事件升级之前，政府要做好转化工作。”夏学銮建议，政府要提前介入，对那些可能诱发大规模冲突的突发事件、群众长期关注的事件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并有很好的应对机制，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出的通知里，更是进一步反思“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伍皓透露说，云南省正在总结陆良事件的经验，酝酿出台一整套“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突新机制”。

　　夏学銮对此给出了“正本清源”的评价，他认为这才是杜绝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所在，“反映了执政理念的回归，开始重申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开始注重解决民生问题。”　　

　　伍皓：以群众诉求为中心

　　时代周报：8月26日的陆良事件没有进一步恶化和升级，你认为其中的关键是什么？

　　伍皓：与孟连事件相比较，我可以明确地感觉到我们政府在处理同类事件上的进步。孟连县委、县政府当时将事件定性为“由农村恶势力操纵的”，这种定性方式有问题，处置方式也不对，最终激发了更大的矛盾。

　　在孟连事件后，我们开始重视解决，当时的一系列实践探索，没能提炼、上升为一种成熟的机制。我们把它称之为“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突新机制”。

　　时代周报：这种新机制的含义是什么？

　　伍皓：首先是执政理念的转变。以前，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上存在一种习惯思维，认为是“别有用心的”、“幕后操纵的”之类，而通常的做法就是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控制住了领头的人，事件就会平息下去。现在的思路是，群体性事件意味着群众诉求的一种反映，而群众的大部分诉求都是合理的。过去那种采取权宜之计，凡事先摁下去再说的处置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切实地解决群众的诉求，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

　　时代周报：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伍皓：首先，多渠道、准确地了解群众诉求，要搞清楚群众为什么聚集。陆良事件中，当地县委县政府派出了300多个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登门询问，共征集了几百条意见，然后进行细致的梳理、分析和归纳。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与群众密切沟通，也起到了稳定情绪的作用。

　　其次，积极回应群众的诉求。要求每个工作组都包村包户，深入到每家每户中。对不合理的诉求，党委政府领导不遮掩、不躲避，坚持直面群众，摆事实、讲道理、就事论事，避免形成“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恶性循环。“煤矿在这里办企业，就应该给全村人发工资，每月600元”，这样的要求就有些无理取闹的意思。

　　我们坚持“宽严相济”的政策方针，不放弃法律的手段，对于打砸抢还是要追究。到目前为止，公安机关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拘捕措施，到6日为止，有4个挑头闹事的人到当地公安机关说明问题，已经回家了。这次的事件得到了平稳处理，可以说是成功的。

　　我们下发了一个通知，禁止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的标签。这样的词汇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话语霸权，是居高临下式的，视群众为对立面。

　　最后，多部门联动的快速协调解决机制起了作用。吃水难、搬迁等7个问题中的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要求快办、催办，能现场解决的马上答应。

　　时代周报：从躲猫猫事件开始，在网络热点事件上“三进宫”，在处理网络民意的问题上你有哪些感受和变化？

　　伍皓：“躲猫猫”事件中，我们采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方式，压力非常大。昆明幼女卖淫案中，我自己主动请缨做网络发言人，赤膊上阵地到网络上发帖。在之后发生的“法官考律师”事件里，我们又改成了相对被动的回复的方式。

　　我们的每一点进步，并为大家所接受，需要一个过程。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建立“党和政府领导的维护权益机制”。写在条文上的思想，需要各地实践的推动。在陆良事件中，云南宣传部门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把宣传工作与重视民众诉求、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

　　只要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事情，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要敢于尝试。对待网络舆论，目前各地还没有比较成功的处理办法。大家也可以看得到，云南境内发生的每一个热点事件，都会有不同的方法尝试。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尊重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