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2009年8月31日凌晨，荷兰鹿特丹，中国柔道女将佟文以一个漂亮的“一本”将英国选手卡·布莱恩特掀翻在地。这个被亲切地称为“功夫熊猫”的大块头，兴奋地大叫起来。这是她第四次夺得世锦赛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冠军，她也再次向世人证明了她在这个项目上的垄断地位。

　　国家体育总局9月初披露的一项截至2009年8月的统计显示，佟文的这块金牌，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赛事中收获的第2310个世界冠军。

　　从容国团在1959年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到许海峰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再到中国军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以51枚金牌名列金牌榜榜首，新中国的体育从薄到厚、从弱到强，已发展成为世界体坛上的一支强劲力量。

　　金牌越来越多了，金牌承载的东西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

　　乒乓外交：远离政治的行业办了一件政治影响很大的事情

　　2008年11月，一群年过六旬的老者相聚广州。他们中有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徐寅生、李富荣、庄则栋，还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美国人——当年的美国乒协副主席蒂姆·博甘。

　　正是这些老者，在30多年前演绎了一段佳话，让冰封22年的中美关系出现了松动。那段历史有一个载入史册的名称：“乒乓外交”。

　　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第31届世锦赛上，率先迈出与美国运动员交往第一步的庄则栋，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尽管“美帝国主义”的字眼当时在脑子里根深蒂固，但当看到美国选手科恩错上了中国队的专车时，他还是忍不住上前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不友好，但美国人民是中国人的朋友。为了表示中国运动员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送你一幅中国杭州的织锦留念。”

　　让庄则栋没有想到的是，这句话开启了一段崭新的历史。美国运动员正式向中国队表达了希望被邀请来中国比赛的想法。一次在现在看来很普通的两国代表队间的互访，成了当时轰动全世界的新闻。

　　1971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队；1年之后，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玫瑰园的草坪上向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致欢迎词。初来乍到的美国人在中国没有遇到他们所担心的被工人、农民用锄头、棍棒追打的场面，远赴重洋的中国人也没有在美国看到他们害怕的“人人有手枪”的情景。但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留着长发的男人科恩，而这个中美乒乓球外交史上的风云人物，也第一次看到了穿军装跳芭蕾舞的“红色娘子军”。

　　在没有多少渠道互相了解时，体育成了最好的载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看台上是清一色的绿色或灰色。不会有人喝倒彩，场馆内永远气氛热烈。因为大家都懂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道理。

　　中国女排：靠体力和技巧争胜的球员奉献了珍贵的精神食粮

　　以雕塑群像的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新中国体育史上能享此待遇的只有女排姑娘了。被放置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前的这组群像，以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排冠军队成员为主体。但“女排精神”这4个字作为通用词组出现，却是始于1981年。

　　中国足球、篮球现在还在为要不要请外教争论不休，但早在40多年前，中国女排就请来了第一位洋帅——日本著名的“魔鬼教头”大松博文。1964年至1965年间，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大松博文曾3度来华指导中国女排的日常训练。

　　这位日本教练在训练中近乎魔鬼般的大运动量训练方法，以及他一再强调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既是后来女排功勋教练袁伟民总结的“三从一大”的前身，也是“女排精神”的源头。

　　改革刚刚开始时，开放的大门徐徐拉开，交织着迷茫与希望的中国人，亟须一种振奋的力量。此前一直处于“厚积”状态的中国女排，迎来了爆发的时刻。

　　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了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同年年底，中国女排击败当时不可一世的日本女排，夺得亚锦赛冠军。1981年至1986年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世锦赛以及奥运会上横扫千军，不仅实现了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的壮举，还创造了中国体育史上“大球翻身”的奇迹。

　　66岁的北京老人蔡欣，现在还能记得20多年前全家围坐在12吋黑白电视机前观看女排比赛的情景。当时的央视解说员宋世雄激情澎湃的声音，老人家至今仍记忆犹新。老人告诉记者，在那之后，再没有什么比赛能让他有如此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兴奋。

　　那种振奋显然是全民性的，自豪感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袁伟民、孙晋芳、郎平、周晓兰、曹慧英、杨希、陈招娣……他们的名字被载入中国体育史册，也烙在了一代人的心里。“女排精神”则作为一种象征传承下来。

　　职业偶像：一次商业化的洗礼

　　2003年11月，一度跌入低谷的中国女排重获世界杯冠军，在面对媒体关于“奖金多少”的问题时，时任排管中心副主任的老女排队员张蓉芳表示：一定会重奖女排！

　　同时，她也直言，自己1981年以主力身份夺得世界冠军时，奖金只有2700元。她说，“中国女排精神是根本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

　　时下，当“职业化”的字眼频繁与体育挂钩，世界冠军已成为名利双收的代名词。

　　这种改变确切地说是从1994年开始的。

　　那一年，职业化和中国足球开始联系起来。十几家诸如万达、国安、申花、宏远、太阳神等或国有或民营资本的介入，让中国的足球圈一下子成了最火的圈子。那时很多一线球员年薪上百万元；那时球迷很多，像成都、西安那样的“金牌球市”，时常会有座无虚席的爆棚场面；那时报道足球的版面、时段很多，有些足球记者甚至也成了名人。

　　于是，踢球的、写球的和管球的都成了高收入的职业。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优秀运动员不再避讳收入话题，在获得佳绩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得到相应的经济利益。当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下海经商炒股票不再是不得已的选择后，体育的经济功能开始展现。

　　运动员的奖金提高了，商业赞助增加了，他们带给公众的也不再只是精神上的振奋，还有娱乐话题和真金白银。在体育的政治功能逐渐弱化后，其娱乐功能逐渐凸显。譬如曾经红极一时的“马家军”，在佳绩频传的同时，马俊仁更像是位个性演员，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指挥时特别的叫声，都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当时是上世纪90年代，有些知名运动员已经置豪宅开名车，有些则因为奖金分配问题与教练分道扬镳。而在更多人的眼里，体育明星就像娱乐明星一样，会被崇拜，会被喜爱，也会被当作很有成就的职业运动员。

　　刘翔退赛：国人的集体宽容

　　刘翔就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职业运动员。当这个上海小伙子在数万名观众面前，如旋风般掠过雅典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田径场的110米栏跑道时，他带给世人的震撼和带给国人的惊喜一样多。从那以后，刘翔这个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

　　同时，因为帅气、顽皮又听话，几无负面新闻的刘翔迅速以全民偶像的姿态成为商家宠儿。代言费暴涨，出场费猛增，仅仅两三年，刘翔就成为中国现役体育明星里收入仅次于姚明的运动员。

　　当然，与之相对应的是国人对其运动成绩的期望。在他刷新世界纪录并成为世锦赛奥运会双料冠军后，几乎没有人不认为刘翔会在2008年8月的“鸟巢”再度问鼎。当时，有外媒评论说，被寄予厚望的刘翔只能赢不能输。

　　然而，2008年8月18日，当刘翔退赛的戏剧性场面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时，除了遗憾、震惊、难过，观众更多地给予了谅解，并以平和的心态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不少网友在赛后向刘翔表达了关心和问候，媒体则普遍表现出了大度和宽容。理解、支持和鼓励，成了退赛次日中国所有报纸的主旋律。

　　所以，即便在1年多之后，经历过手术折磨后的刘翔依然在以不放弃的姿态为早日回到赛场努力。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另一位上海帅哥、跳高名将朱建华因为压力过大未能夺冠，结果被人砸坏了家中玻璃，并从此淡出体坛。

　　当一个人无需肩负国家和民族的重望，而是被当作一个有着运动极限、有着运动伤病的人时，他就不会被架上神坛。

　　从民族英雄到青春偶像，从神到人，从很想赢到可以输，不同时代的体育承载了不同的功能。前不久刚选出了“新中国成立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位体坛人物”，尽管他们境遇不同、经历不同，但大多曾作为一种象征在他们所身处的年代影响过一批又一批的人。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时代车轮辗过的深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