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

    辽宁海城地震预报：“土仪器”预报了大地震

    专家：地震前给老百姓“打招呼”是能做到的

　　《瞭望》文章：海城地震预报始末

　　海城地震预报，被誉为人类首次对7级以上地震的成功预报，它的故事至今仍在国内外地震学界引发“余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辽宁省海城市大白桥北岸，一座土褐色纪念碑巍然耸立。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站在碑下，抬头仰望，只见纪念碑纵向开裂的墙体上，巨幅日历显示：“1975年2月4日”。

　　这是海城地震发生的时间。1975年2月4日19时36分，在辽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7.3级强烈地震。震前，辽宁省当地政府与地震工作者发出预警，避免了巨大的民众生命、财产损失，这被誉为人类首次对7级以上地震的成功预报。

　　地震前半小时，预防地震的紧急通知传至营口县（现辽宁大石桥市）礼堂。这里正在举行军民联欢，会议临时中断，几千人安然步出会场……这样的故事，今天还在海城的坊间流传。

　　海城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现代工业集中的辽宁腹地，受灾人口830多万。如果没有震前预报，按同等情况推算，至少10万人将死于地震，而海城地震直接死亡人数是1328人。

　　地震预报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据辽宁省地震局统计，1975年9月至2003年12月，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学者到震区考察。

　　美国学者雷利震后不久来到现场，他对辽宁省地震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通过地震前后的卫星照片对比，确实是作了预报，所以我才来到海城考察！”

　　三十年后，2005年5月20日，海城地震纪念碑落成。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在揭幕仪式上说：“海城营口地震的预报成功，是地震预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人类探索预报地震，抗御地震灾害进程中的一个成功范例。”

　　这已是海城境内立起的第三座地震纪念碑。前两座立于1982年，是辽宁省地震局为方便国内外学者考察而建，分别位于海城地震的物理震中岔沟和宏观震中毛祁镇。

　　本刊记者站在岔沟村的小山顶上，纪念碑旁，地震裂缝已难以辨识，而远处的青山苍翠欲滴。

　　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

　　海城地震后，一位美国记者将海城地震预报称为“科学的奇迹”。奇迹不可复制，这句话在赞叹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之时，也隐含着难于总结海城经验的困惑。

　　“海城地震预报了吗？”“海城地震发出临震预报了吗？”事实上，从震后开始，就不断有人发出这样的诘问。

　　2008年6月13日“财经网”登载《海城地震预报迷雾》一文，再次对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性提出质疑。文中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结果，海城地震并不是一次成功的预报。它在短期或者说临震预报方面，能够给我们留下的清晰的科学借鉴非常之少。”

　　2009年5月12日，《科学时报》刊载《海城地震预报：难以传承的“经验”》，文中引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夏新宇的观点：“海城地震的‘预报’完全依赖于足够多的前震，其经验却被错误解释了，虚假宣传造成了‘地震可以预报’的观念。”

　　“说地震不可以预报是不对的。”原辽宁省地震局副局长、海城地震预报工作的亲历者顾浩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另一位当事人，辽宁省地震局研究员李荣安说：“海城地震不是没有临震预报，地震当天上午省革委会（注：“文革”时期相当于如今的省政府）的通知就相当于临震预报。”

　　海城地震究竟如何得以预报？34年前地震工作者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如果没有预报，为何巨大的人身与财产损失得以避免？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地震学专家们普遍认为，海城地震的预报首先和一份国务院文件密切相关。

　　“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中国防震减灾史上一座里程碑。”中国地震局（1998年之前称国家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首先拿出了这份文件。

　　1974年6月，国家地震局召开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提出：渤海北部地区一两年内可能发生5～6级地震。会上有人根据强震活动规律的历史情况及大区域地震活动的综合研究，以及气象与地震的关系等，提出华北地区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当时有部分权威学者认为，辽南50年内无大震。但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等人通过对华北地区旱情的分析，结合辽宁的前震预兆，提出辽南的金（县）、辽（阳）、海（城）、盖（县）地区近期有7级地震的说法。”周荣鑫（时任中共中国科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当时的国家地震局归中科院主管）的女儿周少华在《周总理和我的父亲周荣鑫》一文中回忆道，“我父亲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各种不同观点，果断地签发给国务院的书面报告，预报辽南一两年内有6级以上地震。”

　　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以国发〔1974〕69号文件把中科院的报告批转给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和辽宁。

　　耿庆国回忆道，之所以提出华北地区有发生7级左右强震的预测意见，是依据他本人提出的“旱震理论”。

　　耿庆国总结了从公元前231年（秦始皇十六年）到1971年华北及渤海地区发生的大地震。在这2202年间，华北及渤海地区共发生6.0级以上大地震69次，其中除1337年9月8日河北怀来6.5级地震，震前二年大饥，灾因不详及1368年7月8日山西徐沟6级地震，震前一年大风雹外，67次地震都是旱震震例。其中，震前一年大旱者为27次，震前二年大旱者15次，震前三年大旱者16次，震前三年半大旱者9次。总而言之，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内大旱为67次，占地震总次数69次的97.1%。

　　1972年，耿庆国发现这一年华北和渤海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大旱，构成8级地震或两组7级地震的物理背景，三个特旱区一个在辽南一带；一个在河北唐山滦县一带；一个在石家庄、邢台、忻县一带。

　　其后在以上三个地区，先后发生了1975年海城7.3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而第三个特旱区没有发生7级以上强震。耿庆国承认，这构成了一次“虚报”。

　　国务院69号文件在正文中提到，“由于目前地震预测预报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因此，在报告提出的一些地方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只是一种估计，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要立足于有震，做到有备无患。”

　　“69号文提出的防震减灾思想确实是高瞻远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玶说，“69号文件内容应该得到更大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