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健

　　随着本月初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做出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状况已经改善”的结论，国际社会对该集团匹兹堡首脑峰会的期望，也逐渐转移到了更为本质和长远的全球经济长期增长模式上。

　　9月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与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先后表态，要求G20主要工业化及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政治领导和探讨“负责任的全球化”问题，来确保全球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亟需定义调整方法

　　卡恩表示，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国民储蓄、消费及投资率的巨大差距，已反映在各国巨大的贸易顺差与逆差之中。而如果“一些国家拥有巨额顺差，另一些国家拥有巨额逆差”的现状成为一种长期格局，那么这种全球失衡状况将是“有害的”，而且“可能引发危机”。

　　事实上，围绕着通过减少依赖美国消费者的举债消费来实现更均衡全球经济增长的话题，国际社会已经展开了数次多边磋商，各方对结论都表示赞同，但事后却没有任何行动。

　　对此，卡恩指出，尽管IMF或世界银行能够提供专业诀窍与能力，但主要工业化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却是以往缓解经济失衡及支撑全球增长的努力中所缺失的，这也意味着单靠IMF等国际组织是无力完成全球经济平衡调整的重任的。因此，国际社会需要G20对此发挥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匹兹堡峰会需要做的，便是尝试共同定义什么才是最为现实的调整方法，这其中也包括对长期增长模式进行定义。

　　新兴市场担当新的需求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G20官员已就一套评议程序进行了初步讨论，根据这套程序，各国能够追究彼此在寻求全球经济平衡过程中应当做出的调整。尽管该程序已引发了部分国家的异议并仍需要进行大量的细化工作，但其存在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在确保全球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共同诉求下，各市场所需进行调整的趋势已大体明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消费者因为提高储蓄率而无力继续填补的消费空白，将由新兴市场的消费者来完成。卡恩就指出，我们必须调整经济增长平衡，增加新兴市场的消费，这样才能在短期得到充分的增长；而佐利克也建议，“通过为一些仍有借贷空间、管治良好的中等收入国家确保融资渠道，来帮助创造新的需求来源。”

　　实际上，早在本月中旬召开的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与会的经济界精英就已经确认以亚洲经济体为主体的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模式向内需主导型的转变，对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新兴市场也因为寻找新经济增长点和应对金融危机长期社会性负效应的挑战，而对转型有着迫切的需要。

　　不过，“角色”的提升也意味着权利的扩大。美国和部分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目前就正在推动G20同意改变IMF投票权构成，使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能基本上各占一半，以取代目前的57%对43%。而欧洲尽管将因此面临失去不少权利的代价，但其在金融危机中的不佳表现，使得欧盟领导人不得不表示“愿意支持某种程度的变化”。

　　关注“负责任的全球化”

　　在寻求全球经济平衡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应对气候变化和援助贫穷国家等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挑战，也有理由得到全球主要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佐利克称，G20各成员国领袖应当为“负责任的全球化”制定一个目标远大的议程，把促进更均衡增长与金融稳定、发展和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努力协调起来，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的一项建议，即创立一种新的工具来帮助各国应对外源性经济冲击。

　　佐利克认为，G20成员国应认识到，要达成一项协定，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将发展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协调起来。他表示，世界银行愿意对联合国主导的相关进程提供融资帮助。而在这方面，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将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伊沃·德波尔也公开指出，中国和印度等国承担减排责任，对于年底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成功并达成新协议至关重要。

　　此外，佐利克还特别指出，世界经济“仍有残留的脆弱之处，比如中、东欧地区”。他还警告说，一些地方“可能会有新的危险出现”，比如在引领全球反弹的东亚经济体。其中，随着信贷增长放缓，迅速扩大了信贷规模的中国面临经济再次放缓的风险；在另一方面，东亚地区迄今的强劲反弹可能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吸引大量资金涌入，届时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在汇率政策、通胀政策以及利率政策方面接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