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1949：庆龄先生北上记

　　本刊记者/杨东晓

　　1949年，病中的宋庆龄收到三份邀请：一边是李济深高高兴兴的邀请和毛泽东托邓颖超带来的邀请信，一边是李宗仁絮絮叨叨的说客，最终宋庆龄选择了北平

　　从1月起，还在西柏坡准备“进京赶考”的中共中央，就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给住在上海林森路寓所的宋庆龄发去电报，诚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电报称：“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臻意，伫盼回音。”

　　宋庆龄很快就给西柏坡回了两个函件，一封是写给毛泽东的：“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另一封是写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的“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浓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在这封信中，她明确了不能北上的原因，是因为有病。

　　就在中共中央向她发出邀请的同时，她还收到了李济深的信，民革创始人李济深是新政协“29人名单”中的第一位，他是1948年12月27日，从香港“偷”渡，一番舟车周折后，于1月17日到达解放区的。在这块晴朗的天空下，他和沈钧儒还看了棒棒戏《王贵与李香香》。刚刚感受到解放区气息的李济深19日也写信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

　　这个月里，宋庆龄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论“国是”。在1949年1月，她写给好友王安娜的一封信中说：“目前人心惶惶，许多人来我这里议论社会和个人问题。只要有一个下午有空，我就与你联系。就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上述这个问题做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见到了一个人，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毛的讲话。毛要上海人民不要惊慌，说他本人很快就会到达上海。”

　　宋庆龄一生留下大量写给亲人和友人的中英文书信，写信是她工作和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工作繁忙的时候，除了外务有时一天要写十多封信交流意见，写到手指僵直作痛才搁笔。宋庆龄喜欢亲笔书信，很少秘书代笔。写英文信件时，她也用打字机。她给德国朋友王安娜的信，有时就是打字机书就的。

　　李宗仁所遣非人

　　除了共产党的力邀、被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的元老李济深的来信，这个冬春，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也在邀请宋庆龄。事实上，从蒋介石做出“和谈”的姿态后双方谁也没有放松部队的集结。李宗仁这次带了他年轻的秘书程思远来拜访宋庆龄，想请她以个人身份到北方走一趟，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他“谋求和平的诚意”。

　　宋庆龄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她严正地说：“德邻（李宗仁的字）先生，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活动。”这是她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李宗仁走后，又派了他的特使甘介侯来请宋庆龄“出山”，甘介侯一天能往宋宅跑上好几次，病中的宋庆龄真是烦得不轻。她有一天实在忍无可忍，写信告诉王安娜：“甘介侯一天好几次到我这里来，最后，为了把他打发走，我不得不起来见他。他简直就是废话连篇，总是吹虚自己对民主运动做了哪些事，以及他对李的影响。”

　　事实上，这一年已经56岁的宋庆龄的确是被多种病痛缠身。她告诉王安娜：“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焦虑和麻烦成了我全部的生活，苦苦地缠住我不放。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轻易地把那些影响立即消除。”她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家庭遗传的荨麻疹。

　　这病没有特效药，只好服用苯纳德雷，把她弄得“昏昏欲睡，但浑身是痒痒的，只是睡着以后感觉不到了”；上海当时正是缺医少药，王安娜寄给她的药只能吃13天，宋庆龄写信说，如果能寄来10瓶就好了，她被迫把家里用不着的氧化镁拿去换她需要的药。

　　全国贫儿的母亲

　　宋庆龄还缺钱。她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缺少经费，她自己的日用都有些成问题。

　　连年战乱，上海街头无家可归的孩子越来越多，宋庆龄很不安。1949年她的中福会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障贫困儿童的文化福利。在这一年青黄不接的春天，她反复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同仁研究，怎么解决这些孩子的生活问题，最后想出一个办法，通过冯亦代和他的夫人、中国福利基金会办公室秘书郑安娜，找到张乐平。借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的影响，举办一个“三毛乐园会”和“三毛原作展览会”。

　　钱从何来？“三毛乐园会”章程中规定，不论何人，只要愿意每月出3块银元，救济一个三毛，就是该会会员；出15个银元，救济5个三毛，就是荣誉会员。凡是赠送衣物、食品、玩具就是会友。而这个乐园会的开办费，来自三毛原作展览会。

　　张乐平很感动，他一口答应将《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300多幅画的原稿全部拿出来展览。在病中用一个月时间，赶出30多幅彩色三毛漫画，为展览会搞义卖。三毛之父还专门为“三毛乐园会”设计了一枚纪念章。

　　画展是在4月4日儿童节这天开幕的，为期6天。听说是为苦儿捐款的义卖会，集体与个体的参观者非常涌跃。当时报载，这一天承办画展的“大新公司”电梯都被挤坏了好几次。

　　宋庆龄出席了画展和义卖，她和张乐平坐在一起，来宾中有不少宋庆龄的中外友人，她与外国朋友讲的是流利的英语，回过头来和张乐平说着上海话。担任画展收票、维持秩序，讲解徽章的，是中福会的三位“小生先”，也就是“小老师”。他们曾经是三毛一样的孩子，在儿童福利站受到教育和培养后，又继续培养新收进来的贫儿。好几家民营广播电台用国语、沪语和粤语作了现场广播，他们的播音员，是出于对三毛们的同情，义务来帮忙的上海滩上当红话剧演员。

　　中福会1949年举办过多次儿童福利活动。7月24日，宋庆龄奔忙了多时的中福会托儿所日托班开班了，她对请她北上的邓颖超的款待，是参加开幕典礼。宋庆龄把日托班开在西摩路的宋氏老宅里。宋庆龄、邓颖超都坐在儿童的小椅子上，观看中福会儿童剧团的表演。

　　8月19日，邓颖超、许广平等再次受到宋庆龄的邀请，参加中福会“小先生”夏令营开营活动。

　　邓颖超和宋庆龄都没有孩子，但对孩子又都充满爱心，在电影《建国大业》中，编剧王兴东最终选择了两个女性之间的谈论“孩子”来解决宋庆龄的北上问题：

　　剧本中邓颖超说：“有时我觉得我对不住恩来，我没有给恩来生过孩子，但是恩来说新中国的孩子将来都是我们的孩子。”听完这些，宋庆龄就说：“你决定吧，我到北京。”

　　看到上海解放

　　宋庆龄第一次看到解放军进上海市，是5月25日凌晨3点。她在信中这样告诉王安娜：“我是在25日凌晨3点，当先遣部队放松包围的时候看见装甲车的！但愿我能像装甲车一样被允许外出。那样我的胃病也许治好??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上海，是5月27日。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陈毅任市长。同一天著名女律师、民盟华东执行部主任史良来到宋宅，为上海解放向她表示祝贺和慰问，宋庆龄一见到史良，就握着她的手激动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这天来访的还有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总干事赵朴初。宋庆龄高兴地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装衣领上，以感谢在解放战争中他与中福会的战斗友谊。

　　宋庆龄这一天还接到了陈毅要来拜访的消息，但她以健康原因婉谢了。这天解放军三野某营进驻上海林森中路后，一位连长指定了武康大楼对面一处大宅门为宿营地。遭到门房的拒绝后排长留下话：如果下午4时前不把房子腾空，将派士兵来搬走东西。住宅中的宋庆龄亲自处理了这件事，她对战士们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打电话给我。”

　　随后才有了6月1日华东局向中央的那个报告：“孙夫人宋庆龄处，我们到后即决定首先拜访。因她有点病，故迟了三天才见面。在此三天内，我们的部队因找房子曾进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一些误会。”

　　5月31日，在史良和上海地下党吴克坚的陪同下，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到宋公馆拜访道歉，同时派卫兵在其住宅警卫。

　　史良说宋庆龄现经济困难，上海市委决定由潘汉年先送一百万人民票（上海当时使用的货币，1800元兑换1美元）给她，以后当陆续供给。6月初上海市委收到中央指示，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日常费用和实物。

　　邓颖超不辱使命

　　毛泽东和周恩来6月19日又分别给宋庆龄写了亲笔信，这次不是寄往上海，而是派邓颖超亲自带到上海。毛泽东的信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坪，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6月27日，一位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的女兵走到宋庆龄身旁，叫了一声“Aunty”，她才认出原来是她看着长大的廖梦醒（革命家廖仲恺、何香凝长女、比宋庆龄小11岁，影片中由徐帆扮演，显得比许晴扮演的宋庆龄还年长）。曾任她英文秘书的廖梦醒这次是陪邓颖超同来，劝说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宋庆龄很为难，24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北京（1928年前称北京）去世，北平是她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尽管她并未直接答应，但廖梦醒看出宋庆龄的情绪“很兴奋”，于是向邓颖超汇报说“盼其赴平似有希望”。

　　两天后，6月29日宋庆龄在寓所看到了邓颖超带来的毛周亲笔信，并同意北上。邓颖超请她严守北上的秘密，但兴奋中的宋庆龄还是将这个消息信告王安娜，“这是几听旅行必备的罐头，请带着，听说它们在北平会受到欢迎的，真遗憾，若不是太忙的话，我早就想请你和俞小姐来吃饭，不过我在北平请你吃饭也许更合适。”从她想在北平请朋友吃饭来看，她对北平之行已经充满欣喜和热情。

　　18月26日，由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陪同，乘火车离开上海赴北平。中共中央指示，一定要乘卧车，配餐车。28日，宋庆龄一行抵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率社会各界代表50余人到车站热烈欢迎。

　　10天后，宋庆龄在北平出席9月6日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发表讲话：“24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24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0月1日下午3时，宋庆龄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