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1949：事无巨细为共和国奠基

　　1949年开始，周恩来继续上一年对于民主人士的邀请和保护，这项工作一直做到9月新政协开会之间。元旦那天，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表示，愿意在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下与共产党“和谈”。

　　周恩来的办公条件

　　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但是进入北平城的中共中央，办公条件还是非常简陋。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还住在香山，国民党代表住在六国饭店（今天正义路的华风宾馆），和谈中的小会就在六国饭店进行，大会在中南海开。

　　跟随周恩来23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乘坐的那辆美国道奇车得开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开进城，车实在太破旧，又没有更快的可换，这辆破车就用到了1953年中国进口苏联吉姆车以后才换掉。

　　与蒋介石飞机督战、军舰赴台相比，中共领导人的办公条件实在是比“小米加步枪”时没改进多少。当时连毛泽东的车也是破旧不堪，有次刚开到公主坟，车门自己打开了。电话也很难打，经常连周恩来找人也打不通电话，城里城外两头跑工作很不方便。有次为了跟国民党谈判代表黄绍告沟通一句话让他带回南京，打了20分钟电话还是不通，周恩来只得自己坐车从香山赶到南苑机场，司机使出浑身解数，总算把车子开到时速70公里以上。

　　后来为了工作高效，工作人员就在中南海的紫云轩找了五间房，两间给周副主席临时安身，两间给林伯渠安身。

　　不能再对不起姓张的朋友

　　和谈的同时，双方谁也不会停止军事准备。国民党在长江沿岸搞了三个半月江防，共产党也在向江边调集部队。到了4月20日，进行了20天的谈判，被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认为“丧权辱国”，最终破裂。

　　张治中与周恩来在国共两党的历次重要接触中，有过很多交往，比如“整军方案”、“花园口问题”等，张治中对于周恩来的“有理、有利、有节”非常了解。张治中及代表团4月1日飞到北平时，中共方面采取了低规格的接待，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到机场迎接，张治中他们都觉得奇怪。

　　直到晚上，张治中才知道原委。张治中在赴北平之前，先飞到已卸任民国总统职务的蒋介石老家溪口，见了蒋介石。周恩来严厉地质问他：你是国民政府的代表，还是蒋介石的代表。而张解释说，蒋虽已辞职，但军权还在他手中，如果他不同意，和谈协定签署了也没用。周恩来果断指出这等于在加强蒋的地位，等于在显示蒋介石对于南京政府与和谈的控制能力。对此，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和谈开始时周恩来的态度。到了4月20日下午，中共已经知道南京拒绝在协议上签字。7点钟周恩来离开六国饭店时说，既然国民党拒绝签字，解放军只好渡江了。成元功在《周恩来卫士长回忆录》中，记录了张治中送周恩来到楼梯口时：

　　“周副主席突然停止脚步，回头问张治中：‘文白先生你看，人民解放军渡江需要多长时间？’张治中思索了片刻说，南京方面有海陆空军30万，又修了几个月工事，我看没有一个礼拜是过不去的。’周恩来笑着回勤政殿去办公，到了半夜三四点，前线指挥部说渡江已成功。”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在电话中将这个消息告诉张治中。在张治中坚持回南京复命时，周恩来劝他：从当前的形势看，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会加害于你们，“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指张学良）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最后，包括张治中在内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都表示不再返回南京而留在北平。

　　南京方面决定来人把他们接走，而且定下了时间就在4月25日下午。这天，周恩来到饭店请代表们和他去南苑机场接人，代表们也不知道是去接谁？问呢，周恩来笑而不答。下午接机时，飞机上走下来的，是包括张治中夫人在内的10位谈判代表的家属。成元功说，周恩来听说南京要来接代表们回去，于是就命上海方面的地下党，找到了这些家属，赶在南京动手之前，使他们团聚了。周恩来是一位非常细心的人，大事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非常周到。

　　开国大典前唯一的演练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邓颖超研究室主任廖心文是《周恩来年谱》的主编，她说，收入年谱的，都是大事，但是周恩来大事小事，事必躬亲，开国大典前9月29日，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他还亲自带人到天安门走了一遍，向工作人员提出要多预留出五分钟。

　　这次演练只有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几个人，周恩来从西马道走上天安门，每走到一个小平台，就专门停下一分钟。67个台阶，四个小平台，他共用了8分钟走完，登上天安门城楼。然后告诉身边工作人员，毛主席朱总司令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时年毛泽东56岁、朱德63岁），是该需要这么长时间。

　　成元功的回忆更是细致入微：周恩来询问了升旗按扭万一出故障了怎么办，他要求就是用人力也要把旗准时升上去。还说中山先生的像摆远了一点，要近些，高度也要高一些。

　　在回勤政殿的路上，周恩来以分钟为单位掐算时间，60人从勤政殿到上车地点要步行5分钟，行车7分钟到达天安门城楼下，下车等5分钟，上城楼8分钟，西平台到检阅台5分钟。总共预留半小时，他觉得对一些老年同志不合适，要求再留有余地。对于71岁的何香凝，77岁的张澜，81岁的司徒美堂，在开国大典那天，的确是按周副主席的要求，用担架抬上去的。

　　共和国的奠基礼

　　周恩来在政协常委会中被分到第三组，他的任务是起草《共同纲领》。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一个星期没出来，也不会客，专心致志地起草文件。

　　廖心文告诉《新世纪周刊》，周恩来起草的这份《共同纲领》后来经过多次的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他每写一部分，就让毛泽东办公室主任叶子龙传递给毛泽东修改，然后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行修改。后来又拿到会议上进行讨论完善，得到一致认同并通过，“在新中国宪法出台之前，一直起着宪法作用的就是《共同纲领》，可以说，这是周恩来为共和国的发展，奠定的基础之一。”廖心文说。

　　除了这份纲领性文件的起草，“打完三大战役、筹备新政协、和谈、渡江、9月21日之前的政协筹备会、定国歌国旗、21日到30日的政协会，30日政协会结束后已经是晚上6点，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后，毛泽东宣读了他所撰写的碑文。这一碑文后来由周恩来手书，永远地镌刻在庄严的纪念碑上。”

　　廖心文历数着她多年研究工作中再熟悉不过的这些周恩来“大事记”：“他在1949年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在给新中国奠基。”